老书手颤巍巍地解释，“册籍上所载，田亩、人户、税粮，三者多数对不上号。册上是良田，实地可能是荒岗；册上是甲户之田，纳税的却可能是乙户。富家田连阡陌而赋税无几，贫户地无立锥却役银沉重。历年派征差役，便依据这失真的册籍，其中上下其手、转嫁负担的空间……极大。”
吴永年听得脊背发凉。
他这才彻底明白，为何清丈阻力如此巨大。
这不仅仅是清理田亩，而是要彻底推翻一整套由胥吏和豪绅共同维护、从中牟利的“暗账”体系！
此体系如同附骨之疽，侵蚀着国赋，压榨着小民。
他不敢怠慢，立刻将老书手的供词、私账副本以及泰和县已查实的“飞洒诡寄”案例，加上自己的分析，写成了一份极长的、措辞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奏疏。
在奏疏中，他详细描述了“飞洒”、“诡寄”等弊政的操作手法及其危害，明确指出“册籍失真，则赋役无准；胥吏弄权，则豪强得利；贫民受压，则国本动摇”。
他恳请朝廷，不仅要清丈田亩，更需彻底清查和重整黄册与鱼鳞册系统，并严厉追究历年经办胥吏及纵容包庇官员的责任。
这份沉甸甸的奏疏，同样以最快速度发出。
这一次，不再仅仅依靠通政司的常规渠道，周遇吉动用了军方专用的加急驿递，确保其能不受阻拦地直送御前。
就在吴永年的奏疏还在驿路上奔驰时，关于江西“飞洒诡寄”弊案的风声，已通过不同渠道，在京城小范围内传开。
都察院内，一些原本弹劾吴永年的御史，开始变得沉默。
而户部、刑部的官员，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皇帝陛下对泰和县的关注，已然升级为对整个帝国赋役根基的审视。
朱厚照在西苑精舍，几乎是同时接到了按察使司的报告、周遇吉的密报以及吴永年那封血泪交织的奏疏。
他一份份阅过，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之前虽知积弊甚深，却未料到已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系统化腐败的地步。
“好一个‘飞洒诡寄’！好一个‘活洒死寄’！”
朱厚照猛地将几份奏报摔在御案上，声音冰冷。
“朕的天下，这大明竟被这些蠹虫蛀空至此！田亩、户籍、赋税，国之三要素，竟无一真实可靠！如此下去，何谈国库充盈？何谈社稷安稳？”
他意识到，泰和县的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整个帝国中后期财政痼疾的集中爆发。
改革，必须从技术层面的清丈，推向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厘清和吏治整顿。
“传杨廷和、石文义、王琼（兵部兼管部分军屯事宜）！”
朱厚照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还有，把户部尚书也给朕叫来！”
一场针对赋役根本制度的、更大规模的风暴，随着泰和县的突破，即将在帝国上空汇聚。
而远在江西的吴永年并不知道，他点燃的这颗火种，已然照亮了更深沉的黑暗，并将引燃一场席卷全国的燎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