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的夏日，闷热而潮湿，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带着咸腥与香料混合的粘稠气息。
市舶司衙门后堂内，王良的官袍后背已被汗水浸透，但他恍若未觉，全部心神都沉浸在面前几份看似寻常的账目抄录单上。
这些单据，是那名新来的、由他族兄举荐、皇帝特准随他习学实务的侄子王瑾，连日来不眠不休，混在市舶司堆积如山的旧档中，一点点比对、筛选出来的。
单据本身并无特异之处，记录的是隆昌牙行去年经手的几批生丝、瓷器的出货时间、船号。
真正让王良目光凝聚的，是单据边缘几个用极淡墨迹、以特殊符号记录的批注——那是他之前用密写药水发出“公文”后，来自“特定渠道”的回应。
批注的内容简洁而致命：
“船号‘福顺’，离港三日后于外伶仃岛换旗，更名‘海鹄’，船主由陈三变更为一葡裔商人，最终确抵北大年。”
“货值差额部分，三成经钱氏之手，流入潘家城外别院；七成于北大年购入劣等胡椒、苏木冲抵，差额银钱由林七经手，疑似输往缅甸方向。”
“隆昌东家之妾弟，乃海关钱仓大使心腹，专司验放。”
寥寥数语，却如同几把钥匙，精准地插入了王良苦寻已久的锁孔。
货船换旗易主，意味着隆昌牙行不仅瞒报货值偷漏税款，更可能涉及资敌（佛郎机）乃至通夷（缅甸）。
货值差额的流向，直接指向了潘家和海关内部的腐败。
而隆昌与钱仓大使的姻亲关系，则解释了为何这些有明显问题的货船能一次次顺利通关。
铁证如山，却又如同镜花水月。这些来自暗处的信息，无法直接作为堂上证据。
他需要将这些线索，转化为可以摆上台面、经得起三法司推敲的东西。
王良沉吟片刻，将侄子王瑾召至跟前。这个年轻人虽然沉默寡言，但于数字极为敏锐，做事也踏实可靠。
“瑾儿，”
王良指着那几份单据，“你带两个可靠的人，拿着我的名帖，去一趟督标衙门，请他们派一队水性好的弟兄，以巡查走私的名义，盯住外伶仃岛一带，重点留意有无船只临时停靠、更换旗帜或装卸货物。记住，只观察，记录，不得动手。”
“是，叔父。”
王瑾沉稳应下，眼中闪烁着被委以重任的光芒。
安排完海上监控，王良又将目光投向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