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定，周遇吉安排了得力人手暂理军务，自己回京述职，并带来了详尽的善后方略。
君臣相见，自是一番感慨。梁正对周遇吉的功绩褒奖有加，但话题很快便转到了更深远的方向。
“遇吉，西南虽平，然土司根深蒂固，非长治久安之道。你在彼处日久，依你之见，除却军事威慑、经济利诱，若要潜移默化，使其渐同内地，当从何处着手？”
梁正问道，他需要来自一线的最真实反馈，来印证和调整自己的策略。
周遇吉沉吟片刻，朗声答道：“陛下，臣在西南，深感其地与内地之别，首在‘教化’不通，言语、文字、习俗迥异，故而隔阂深重。欲使其归心，武力可平一时之乱，经济可稳一时之需，然欲长久，必始于‘教化’。可在各土司交界之要地、新定之区，广设‘社学’，聘通晓苗汉语言之生员，教授汉文，宣讲朝廷德政，传播耕作、医药之术。让苗民子弟自幼便习汉俗，知礼仪，晓律法。同时，可仿实务学堂之例，允诺土司子弟优异者，可入国子监或未来之实务学堂就读，授以官身。如此，数十年后，人心自附。”
他的思路，与梁正的想法不谋而合——不是急于推行风险极高的“改土归流”，而是通过文化渗透和经济捆绑，进行一场温和而持久的“融合”。
“好！此议甚合朕心！”
梁正抚掌，“此事关乎百年大计，需谨慎规划，遴选得力之人徐徐图之。你既有此见识，这西南善后乃至教化推行之事，朕仍要倚重于你。”
周遇吉心中激荡，知道皇帝对他寄予厚望，不仅是戡乱，更是建设。他肃然躬身：“臣必竭尽全力，以报陛下！”
送走周遇吉，梁正独自站在西苑水边，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
西南的善后，实务学堂的初创，月港的开拓，宣府的军改……千头万绪，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个更强大、更具活力的大明。
他知道，杨廷和在学堂之事上，是真心想办成，并办出成效的。
这位杨先生，并非改革的拖累者，而是在用他所能接受和掌控的方式，小心翼翼地驾驭着这辆变革的马车，使其不至于因速度过快而倾覆。
“皇爷，”王岳悄声前来，呈上一份密报，“锦衣卫查实，前几日弹劾顾璘最力的那位御史，其家人确在苏州府利用其名帖，强买民田三百亩，证据确凿。”
梁正接过，扫了一眼，淡淡道：“按律，移交刑部处理。不必扩大，也不必姑息。”
“是。”
法律的刀锋，将再次落下，精准而克制。
它维护的，不仅仅是皇权的尊严，更是那刚刚破土而出的、名为“秩序”与“实干”的幼苗所需要的生长环境。
皇家实务学堂内，第一声授课的钟声，已然敲响。
这声音微弱，却坚定地回荡在帝国的心脏，预示着一种不可逆转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