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英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看到叶娟摇了摇头，轻叹了一口气，只能感叹叶娟的父亲运气不好，国家前后几次召开会议给表现良好、或者家庭出身不那么复杂的右派摘帽，都没有轮到他。
再过几年，国家就要全面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偏偏这位又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苏青上大学前去我们一大队了一趟，请我们时常来看望你一下。你这里遇到什么麻烦了没有？有啥问题，你跟我俩说，我们想办法替你解决了。”
叶娟摇了摇头：“太感谢你们了。苏青姐临走时也没跟我说起过这件事，麻烦你们特意跑这么一趟了。我这里都还好，就是有些人在背后说闲话的。”
“说什么闲话了？我去教训他们！”郭保生的正义感顿时涌了上来，他新入手一根棍子，觉得恰好可以开开张。
叶娟欲言又止，看了看跃跃欲试的郭保生，又看了看沉稳的李世英，小声地说：“我爸爸去世后，苏青姐就拉着我住在了她那里，她住在路北的，她去上大学我就搬了回来，前些天我去她那里收拾屋子，隔壁有个女知青就说了些胡话，说苏青姐能上大学，是…是乱搞男女关系才获得推荐资格的。”
她一张脸有些通红：“苏青姐以前就是高中生，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乱说话造谣呢？”
郭保生一拍桌子：“这是什么屁话，自己没本事就编排泼脏水？咱们找她去，当面问个明白，要是没有证据，就让她道歉！”
李世英一把将他按住，他回想了苏青八月份去一大队找自己时候的情形，隐隐觉得，或许这件事，并不是空穴来风。
李世英是见过几年后知青大返城的乱象的，结了婚的男知青抛妻弃子、结了婚的女知青甩了本地的丈夫，人们到处送礼托关系，用身体作为交易，他在一大队都听说了一些的。
所以李世英一向对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无感，有些事情明明是个人的选择，但文化人总喜欢包装一下，将自己开脱出来，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一方，然后开始反思，于是这一切都是政治的错误、都是体制的错误、都是人种的错误，唯独没有他们个人的任何错误。
总而言之，文化人善于将人性普遍的恶，归根于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甚至某一特定时期在大历史背景下的政策，但他们在政策、政治环境最热情的时候，享受到的一切，他们从来不提，只是一味地将自己选择的经历描述为苦难。
李世英不紧不慢地说：“叶娟同志，这世上眼红他人的人多了去了，你就记住一句话，有人惹到你了，你就把事情闹大，闹得越大，别人就越不敢欺负你。”
“这件事我和小郭不好出面，我们俩越是出头，都是外乡人，泼在苏青同志身上的脏水就更多，到时候什么恶心的话都被人故意造谣出来了。”
“那个女知青以后如果还继续说这种话，你就闹到酒厂领导那里去，肯定会有人出面管这件事的，总比我们俩威胁那个女知青不让她造谣管用多了。”
叶娟眼睛一亮，她一直苦恼苏青被人背后造谣这件事，但她不会吵架，跟人争辩总也说不过，憋在心里很不舒服。
李世英给她的建议很中肯，她觉得以后再碰到类似事情的话，就这么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