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二十二岁，初中没念完就离开了校园。他在县城里游荡了两年，做过餐馆服务员，送过外卖，直到在网吧结识了李强。李强比他大十岁，穿着体面，出手阔绰，很快就赢得了何明的信任和崇拜。
“跟我干吧，一个月给你一万。”李强吐着烟圈说。
何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万块，这比他拼死拼活送外卖三个月挣得还多。
“做什么工作？”他小心翼翼地问。
“管理一家休闲会所，简单得很，就用你的身份证租个场地，平时看看门就行。”李强轻松地说。
何明心里掠过一丝疑虑，但想到能摆脱眼下的窘迫，他还是点了点头。
三个月后，何明站在法庭上，手铐冰冷地贴着他的手腕。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里满是陌生的法律术语，但他听懂了最关键的部分——他被指控组织Y罪，可能面临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旁听席上空无一人。李强曾保证会请最好的律师，照顾好他的家人，但现在连律师都是法院指派的。
“被告人何明，你认罪吗？”法官问。
何明想起李强的话：“小弟，这次你帮大哥顶一下，每个月我给你家一万块安家费。最多一年，我们就找关系把你弄出来。”
“我认罪。”何明低声说。
判决很快下来：五年六个月。何明被押往监狱时，还坚信李强会兑现承诺。
第一个月，何明的母亲确实收到了五千元。她来信说有位“李老板”来过家里，留下现金和一篮水果。何明松了口气，觉得这苦不算白受。
然而第二个月，母亲的信中不再提及收款，反而询问他“新工作”怎么样，为什么不能回家看看。何明的心沉了下去。
第三个月，何明收到姐姐的来信，说母亲积劳成疾住院了，家里借债艰难维持。信末有一句刺痛他的话：“明明，那位李老板再也没来过，电话也打不通了。你不是说每月有一万块安家费吗？”
何明申请打电话，但李强的号码已成空号。他托刑满释放的狱友去打听，带回的消息让他如坠冰窟：李强早已不见踪影，所谓的“安家费”从未全额支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