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火车卧铺上，心已飞向北方，落在大草甸子上。我四岁离开这里，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我将怀着深深的感情，去瞻仰出生之地张老万屯，寻找儿时记忆。火车到达哈尔滨火车站，军区联络部申干事和梁干事接站，住在省军分区招待所。我比大陆部队的与会者提前报到三天，一个人去街上走一走。
夏日的哈尔滨，浪漫清凉，细腻粗犷。汽水瓶子和啤酒瓶子一样大，一根粗大的冰棒比大连的三支还大。哈尔滨啤酒有着八十多年历史，人们在饭店里坐凳子排半上午队，才能买二十罐头瓶散啤酒。一盘黄瓜丝，上面撒一捏银针鱼，卖两元钱。大街上，双电源“大辫子电车”开始运行，不用电可跑一个来回。
随处可见的殴式建筑，提醒人们不能忘记这座城市的历史。关贵敏演唱的《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把我引上着名的中央大街。当年，父亲曾这里走过，他“咔咔”的脚步声，等了我很久。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眼发现了父亲！
他还是那样英姿勃勃，衣着时髦气质优雅。他油黑的小分头梳的一丝不苟，下巴刮的干干净净。他脚上的捷克皮鞋油光铮亮，一身哔叽衣裤熨帖的有棱有角。
他腕上戴着瑞士手表，鼻梁上架着水晶石养目眼镜。他口袋里装着自来火高级烟盒，手提浅灰色帆布公文包。他怀揣勃郎宁手枪，一双眼睛犀利地扫视四周。他沉稳大气，嘴角漾出一丝自信的微笑。他风流倜傥把玩一把折扇，“咔咔”地从我眼前走过。时光穿越三十年，父亲的风采，半点不比眼前的时髦青年逊色。
父亲的历史与我的灵魂重叠，我成了父亲的化身。我循着防洪纪念塔，来到松花江边着名的斯大林公园。刚下过雨，江水浑浊。树阴下，花坛边，到处都是游人。江岸的石阶很高，露出水面的每一阶层都坐满了人。江里游艇往来穿梭，接送游客往返太阳岛。我从海岛走来，没觉出太阳岛是个岛，充其量是隔着南洪子的南岛子，广鹿岛对岸的登沙河。说是一条江，不过是一道小海叉子罢了。
游泳的人更少，也不过是在浅水里扑腾几下，没看见有人游往太阳岛。
我买了条游泳裤，在更衣室里换上。我把军装叠好，委托一位卖冰棒、汽水的大娘保管。大娘爽快地答应，也告诫我：“不会水千万别下水，每年夏天都淹死上百人。”我让大娘放心，下了台阶扑入江中，没换几口气游上彼岸太阳岛。
我仿佛站在一座大舞台上，欣赏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
我游回来换上军装，谢过大娘，只见对面围着一大群人。一位溺水者刚被打捞上来，遗体膨胀变形，有人拖过一领苇席苫盖。哥哥悲痛欲绝情绪失控，用手里的帽子发疯般扑打围观的人们。人们惊叫着四外逃散。我站在远处，却被死者的哥哥死死地盯住。突然，他像提着菜刀一样提着手里的帽子，朝我怒吼着猛冲过来。他眼睛红红的像疯牛，似乎认定我是把他兄弟推进江里淹死的凶手。
我曲里拐弯地逃跑，接连跃过几座高高的障碍物，才逃脱死者哥哥的“追杀”。
死者的遗体拉走之后，我像一只好奇的狍子，返回原处探究，仍莫名其妙。
我问那位大娘：“大娘，刚才死者的哥哥为什么只追我？”大娘说：“他看解放军水性那么好，为什么见死不救。”我问：“他弟弟是哪天被淹死的？”大娘说：“都半个月了，他心里有气，一时糊涂，除了解放军，他还敢赖谁？”
总政联络部孙处长作报告，介绍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台海形势。他是正师级，坐在旁边记录的干事是位老红军，据说军级。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王政委，介绍了对台宣传的有关事项。介绍优秀通讯员事迹时，孙处长问：“外长山要塞区的董太锋同志到了没有？”一恍惚，我以为关副政委让我站起来亮相，汗都出来了。
我站起来大声回答：“到！”孙处长说：“你们海岛题材的稿件很有特色，让人耳目一新，赢得了台湾和东南亚听众的一致好评，你上来介绍一下。”
我没有任何准备，硬着头皮上台，介绍海岛独特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各种奇闻异事，敌情和海外关系等，讲了一个多小时，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我把短篇小说《小岛上来的鲁宾孙》复写完，委托女招待员交给邮递员。
她看了稿件地址，说：“我哥哥和你在一个海岛当兵。”我问：“你哥哥在哪个岛？”她说：“大鹿岛。”我说：“大鹿岛在丹东，广鹿岛在长海县，都有个“鹿”字。”她说：“招待所也有《解放军文艺》杂志，我等着看你的小说。”
会议结束，军区安排与会人员游览太阳岛。我已经上过太阳岛，来到火车站，坐到加格达奇的火车去林甸。即使林甸在地球上消失掉，我也要去把童年的美好记忆追回来！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王政委找我，又错过一次调离海岛的机会。
车上人很挤，幸亏会议组提前买票。车窗外是茫茫无际的大草甸子，间或一座座水泡子。一处处屯落像绿色大海中的漂浮物，都是泥土堆砌的草房。白色的羊群，像海里的鱼群，没出现一条狼一只狍子和一只黄羊。偶尔飞起一群丹顶鹤，很快被火车甩在后面。对面座是齐齐哈尔某工厂工程师，我们唠起了北大荒和辽南的不同风俗。工程师戴着厚厚的眼镜谈吐文雅，把一只脚从鞋里拿到座位上，用手指头抠脚丫子。每当他抠完脚丫子，都把手指头放到鼻子
妈妈曾经说过：你老舅用手抠完了脚丫子，放在鼻子近了距离。我问“老舅”：“为什么没看见野兽？”“老舅”说：“人越来越多，挤占了野兽的家园，因此越来越少。”
我努力辨认先辈们留下的足迹，感受他们的气息。时光是一座桥梁，四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座桥墩，承载一部沉重的历史。以前在地图上见到的地名：大庆、肇东、安达等车站，现在尽收眼底，列车仿佛在一比一百万倍的地图上隆隆驶过。车窗外掠过的每一座干打垒、每一棵树每一根羊草，似曾相识。车厢里的人们那么亲切，都是我家亲戚，“老酒糟”、左金堂、代春田等张老万屯人的后代。
四个小时之后，火车到达泰康火车站。“泰康”是蒙古族自治县，翻译成蒙文叫“杜尔伯特”。我查过历史沿革，这里的居民大多是游牧民族后裔。当年爷爷带领一家人，从这里九死一生去往张老万屯，在大草甸子上和群狼决一死战。
泰康是我的傻五姥爷，赶着马车若即若离地在梦中萦绕。我三岁时，妈妈犯了头疼病。傻五姥爷赶着马车，拉妈妈到泰康看病。马见到狼受惊了，拉着大车狂奔。傻五姥爷被大车颠在地上，妈妈紧紧地抱着我，另一只手死死抓住车帮。傻五老爷在后面追赶两里多地，才追上大车。泰康还是一间大房子，悬挂一串串菱形牌子，一层层木匣子摞起很高。后来妈妈告诉我，那是泰康唯一一家药店。
几间小平房是泰康汽车站，还有几棵杨树，到还要坐一个多小时汽车。
看着车窗外的景色，我恍惚若梦。先辈们曾经在荒漠的大草甸子上，为子孙后代创作了讲不完的故事。一群群凶残的恶狼呢？杀人如麻的土匪呢？席卷大草甸子的火龙卷呢？妈妈每当受苦受累受难之时，念念不忘林甸。自小，我们把林甸当成人间天堂。爷爷奶奶把子孙后代的命运从一脚踩出油的黑土地，拖进了辽南的沙窝子里。只有奶奶不说林甸和林甸人一句好话，不是人住的地方，人的脸色灰呛呛，没有血色和死人一样。尤其下雨天，在地上一踩一脚烂泥。
我们认为奶奶在欺骗我们，为了回老家赶海推脱责任。大雨过后的林甸县城，果然泥泞不堪。姥爷季霖庭卖唱的“十字街”上，被车轱辘压出两道深深的车辙。
县城民居大多是土房，自制的电视天线形同网织。瓦房弥足珍贵，楼房更是凤毛麟角。几乎家家户户都养奶牛，大街上污水横流。人们在起伏不平的街上骑自行车，就像鄂伦春人在大森林里骑马。太阳出来不一会儿，泥泞的路面上尘土飞扬。几十年来，林甸人都自嘲“洋（扬）灰水泥”路。“十字街”的路基铺设了几年，因为资金问题一直没灌沥青。街道两边的人们，戴着风镜打扑克。
我不知道姑姑家地址，到邮电局给在糖酒公司工作的老舅打电话。星期天没人接电话，只得大海捞针。我打听地第一个人就大功告成，他叫冷治国，和姑父是同事，领我去姑父家。到处烂泥，腥臭味儿扑鼻，和奶奶的描绘有过之无不及。
假如不是父亲辞去公职、我们沦落成农民后代，只冲雨后这一街烂泥，奶奶“回里城吃果木”“在海滩上骑自行车”的诱惑和选择，简直是英明无比。
姑姑家几乎就在我身后，仿佛我随意进到某家某户，都是姑姑家。我谢过冷治国，进到院子里。烂泥中卧着一头老母猪，十几头小猪崽挤在一起吃奶。表妹小五、小七迎出来，她们根据照片认出我。又黑又瘦的姑姑佝偻腰，跑出来惊讶地喊：“大侄啊，这老街头子你是怎么找来的呀？走丢了可咋整！”她把这里当成国际大都市了。大热天，姑父换上体面的呢子服从里屋出来，笑着和我寒暄，握手。他是脸谱化的那种人，好与坏都写在脸上，打眼一看就是个好人形象。
姑姑家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刚买的收音机，上面覆盖一块崭新的枕巾，正播送新闻：今年夏季，在松花江流域淹死的人数，争取减少到300人……
姑父已经退休，对我们很有感情。这里的人朴实憨厚，相处不费心思。
中午在姑姑家吃饭，芸豆土豆家常便饭。姑父姑姑九个孩子，生活一直困难，现在好了些。我带了六瓶风城老窖白酒，六盒高级糕点，还有六盒糖果。姑父善解人意，说：“这里不是你们辽南那边，只有王耕利一家亲戚。这里亲戚多，你除了老姨、老舅，三姨奶还健在，把礼物拿给他们。”我这才知道，拿十份礼物也不够。我也是刚刚发现，糖果的产地就是林甸，糖果厂也离姑父家不远。
下午，三妹妹和老姨的女儿来了。三妹妹面容憔悴，头发又枯又黄。她哭了，我也忍不住一阵伤心。晚上住在姑姑家，睡的不好，想了很多很多。
我早早起来，出了街门往北走，一不小心走进了向日葵地里。
姑姑家和老姨家有矛盾，都因为三妹妹而引起。姑姑让三妹妹给女儿看孩子，老姨不让。两家人都不管她，她写信向父亲求助，父亲又把信寄给我。两家人因此断绝了来往，姑父仍送我到老姨家。姑父患有严重的风湿病，炎热的夏天还得穿棉裤。我提着沉重的礼物，和姑父走了一段烂泥路，中途绕过一座大水坑。
我见到的奶牛比见到的人还多，街上全是污水。我走每一步都要感谢奶奶，要不是当初她要死要活地把全家领回去，得一直生活在烂泥里，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县城。住在海边遭罪，也比生活在这里强上百倍。她才配称“猎人海力布”。
绕来绕去，原来老姨家就在姑姑家的后街。老姨家的地基较高，四间红砖瓦房，在县城里非常少见。院子宽敞红砖铺地，一座小花园里百花争艳，其中还盛开着月季花。要不是旁边的牛栏里也养了头奶牛，我还以为身在大连呢。
老姨迎出来，我们没有话，只相互看着。我离开林甸才四岁，现在快三十岁。姑父满面笑容主动和老姨说话，老姨骂了句“黄皮子”，姑父仍满面笑容。
姑父忍辱负重，陪我坐在屋里，没话找话。老姨哭了，一哭更像妈妈，走、坐各种姿态都像。她感慨地说：“我以为你当了军官，不怎么咋咋呼呼的呢。”
姑父告辞走了，我赶紧出去送。中午，又黑又胖、戴着墨镜的老舅来了。他不知道我来，一见面愣住了，问：“这是谁？”我给他敬礼，说：“老舅，我是您外甥。”他一把抱住我，一遍遍地说：“哎呀，怎么不提前告诉一声呢？”
老姨夫叫张宝林，任县商业局局长，兼任百货公司书记。我没见过他，他的名字在我们家，如同枣树上的干枣，即使到了冬天，也在树梢上顽固地存在。
街上进来个人，裤腿上沾着烂泥，我还以为是小西山的瞎保良子呢。
老姨夫骑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不上锁没有车梯子，随便往街上一扔。他没有架子，像在墙根下戴风镜打完扑克回来。他和老姨没有孩子，收养了三舅的两个孩子，加上三妹妹一共三个。不但亲属，左邻右舍都沾光，通过他买到了紧俏商品。他先领我到仓库，满屋子好酒让我挑选。出来，我们坐在沙发上喝茶。
他说：“头几年县里搞《林甸往事》，广播和报纸天天宣传你爹。你爹当年破获了许多案子，出生入死无所畏惧，对他的结局深感惋惜。我和你姑父给你爹去过多封信，让他赶快来林甸，抓住机会恢复公职，可惜你爹一直没来。”
我说：“我知道我爹叫‘一根绳’，破获一起复杂的扎马案。”
老姨夫说：“那点事算啥？他的传奇故事多了。那一年省电影厂来了几个人，要把你父亲的经历拍成故事片，最后不了了之。你爹因啥不来？”
在一九七十年代末和一九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媒体上，“平反”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中共中央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发布十一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在一九八二年底进入尾声。历时五年多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告诉老姨夫：“文革初期，我爹就关注政治动向，为自己的平反做准备。他一是把握不准政治气候，再是凑不齐路费，三是家里脱离不开，未能成行。一直到您和姑父反复来信催促，他还犹豫不决，错过了恢复公职的机会。”
老姨夫说：“以前的有关文件中的‘三条’依据，你爹全部符合，现在还没过期。如果他还有这个愿望，大家一起努力，再来林甸碰碰运气。”
我说：“我回去之后，再做做他的工作，路费等不是问题。”
老姨夫告诉我：“我正在办你三妹妹的户口，一个星期之后就有结果。工作已经安排好，在县百货商店当售货员。如果她同意，在这里找对象成家。趁我现在还在职，把能办的事都办利索了。”我听了很感动，连声表示感谢。
老舅亲自炒菜，喝林甸特酿家乡酒。我和老舅拥抱，都落泪了。
晚上还是喝酒。电视屏幕上，换了新军装的仪仗队让我无比激动。
我八〇年回家，三妹妹去海上给我买鱼，一晃六年没见了。她在这里只算是一个佣人，早早起来做好全家饭菜。表弟表妹躺在被窝里，这个叫她拿衣服那个让她拿袜子。她一边答应一边掀开柜子，给这个拿给那个拿，然后坐在外屋地发呆。她撇下父母和兄弟姐妹来到这里，寻求这样的幸福？农转非又如何？
老舅家三个孩子来看我，七岁的小表弟看我没带枪，失望地哭了。
老舅是县糖酒公司经理，带我去他单位。泥泞的大街上，他威风凛凛地迈着鹅步，趾气高扬地和人们打招呼。阴暗潮湿的小砖房是他的办公室，几张桌子几把椅子，还不如小西山生产队会计室。我提出要去看望舅妈，老舅没吱声。
晚上到三姨奶家，她女婿尹凤林是县医院医生，和我握手，说：“长的和大哥一模一样。”二姑叫宋桂兰，曾和老叔爱得要死要活，这些名字耳熟能详。
三姨奶中风，把我拉到眼前仔细端详，断断续续：“你三岁时……你爷爷奶奶领你来……你走时……从门缝里面偷着往屋里看……一晃这么大了……”
老舅大为伤感，姥爷、姥姥、二舅、三舅活到今天，看到今天的场面多好。他喝的大醉，我半背着他，老姨夫在后面扶着，在没膝深的车辙中磕磕绊绊。
我说：“二舅和三舅都喝死了，你别这么喝酒了。”他很生气。
老舅家破破烂烂，舅妈到省城看病，今天回来。她光着膀子，惊慌失措地从炕上爬起来，怎么也找不到衣裳遮体。炕角，堆着一堆破棉衣。昏暗的灯光下，唯一的家具是地上一口破柜，用砖头垫瘸。这是当年“土改”，农会没收财主邝守仁的财产，分给姥爷家的。天知道老舅一家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