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新闻稿里面，只要出现“海岛”两个字，接下来大概率是“交通不便”四个字。大风大雾惊涛骇浪，外面的船进不来，岛上的船出不去。只要人类在短期之内进化不出腮和蹼，只有等到下一次造山运动沧海变桑田，我们这代人就别想了。《大连日报》刊登记者专访：去蓝海县坐船“三难”何时解决……岛上军民一直盼望解决也一直没解决，说换船也没换，还是老牛船“辽民三”。
那次上岛，大晴天掉雨点儿，风不大涌大。迫击炮连炊事班长于振贵，带着张广洲的家属和孩子，守备三连排长刘延宝带着战士康国家的父母，我带一位老乡怀孕的妻子，拖拖拽拽扶老携幼，背着扛着大包小裹，同舟共济。
在大自然面前，人的坚强不堪一击，尊严变的一文不值。秽物糊了满脸用手一抹，从来不晕船的人也吐得一塌糊涂。老乡的妻子吐出金黄色的胆汁，一遍遍地向我求救：“什么时候能到广鹿？”我勉强自救，只好一遍遍地说：“快了快了。”一个女人递给我一粒“晕海宁”：“快给你老婆吃上。”我说：“谢谢，我老婆怀孕了。”一个军人大声呕吐，一个小伙子戏谑：“不怕把目标暴露给敌人……”
话没说完，自己吐的像狼嚎。一个姑娘伏在船舷上，奄奄一息脸色蜡黄。打上甲板的海水，把秽物冲到姑娘脚下。她眼睛倏然一亮，顿时停止呕吐，弯腰拣起一页纸币，甩了甩手。瘫在甲板上的小伙子仍不忘管闲事：“眼睛没晕……”
十二点过后，船到广鹿。我背着老乡的妻子，小心翼翼地下船。
那一回，乘客们到“黑嘴子”码头坐登陆艇上岛，艇长不让上，说船上装着炸药。有人打电话请示要塞区首长，首长指示：“只可上十二个乘客”，仿佛这十二个乘客获得免死金牌。前舱板刚放下，近百人人冒死冲关，全涌到登陆艇上。艇长半点都没犹豫，马上下令开船。全船旅客，坐在火药桶上安全上岛。
我和一大群人困在大连一个星期，天天痛骂老天爷和“老牛船”。那天一早招待所喇叭通知：“‘海大’有登陆艇上岛！”如同突发地震，整座楼里面的人蜂拥而下。大家顾不上吃饭，到登记处开完乘船证，饿着肚子在门外等车。
第一车送要塞区机关干部，我带的东西多，让梁干事帮我带一只提包。大客车仿佛涉水过海，把机关干部安全送到要塞区之后，很长时间才返回来。剩下的人们塞满大客车，明明在陆地上坏了也叫抛锚，半路上停下来修车。两个多小时之后，大客车才到码头，登陆艇早已经驶向蔚蓝色大海。大家以为中了登陆艇和司机设下的圈套，司机吓的不敢下车。有人捶胸顿足，有人破口大骂，有人望洋兴叹，有人打电话找首长。一对上岛看望儿子的老夫妇，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誓与码头共存亡。家在大连的干部们喜出望外，一身轻松如同下岛休假，拎着提包优哉游哉地返回，到部队招待所给岛上打电话说明情况，回家高枕无忧再等下趟船。“海大”临时增派一艘炮艇上岛，只载了那对喜极而泣的老夫妇。
我自己的东西、给萧股长孩子捎的食品都在包里，还得给梁干事打电话，麻烦他下趟船托人捎到广鹿。我去海港排队买票，排到我这儿刚好卖罄。第二天我起大早排队买了下下趟船票，还得在大连呆一个星期，届时不知道天气如何。
尽管我经常坐船，走船的头天晚上仍不敢睡实，隔一会儿起身看表，生怕睡过钟点误了航班。我紧跑慢来到码头，交通船刚刚起锚，我捶胸顿足望洋兴叹……窗外照进一缕阳光，天已经大亮，船早开了！天亮前我沉沉地睡过去，客人们退房收拾东西，都没把我弄醒。我没吃饭赶紧坐车到码头，排了半上午队，买了下一趟船票。组织科祁干事回大连休完假，也下趟船归队，让我到他家，说他妻子“小华”给我物色了几个姑娘，弄不好王八瞅绿豆看对眼，哪个就成了。
“小华”是某医院护士，值完夜班正在睡觉。他们住集体宿舍，老祁让我在门外稍等。这个“稍”成了圆周率小数点，变成无限长，老祁进去不出来了。
我在走廊里等了好久，不知道他在屋里干什么勾当。他自己的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该让我和他一起回来，站在门外备受煎熬。上上下下、进进出出的人们都好奇、充满警惕地看着我，有的关切地问我找谁，让我倍感难堪。
门终于开了，我被允许进去。可怜“小华”挺着巨大的肚子，像一株小草结了枚硕大的果子。我眼前顿时浮现老祁得知上不了岛时的亢奋，一定是刚才这段时间，万恶老祁做下的罪恶。“小华”的肚子有多大，我对她的怜悯有多大。
“小华”笨拙地为我们做饭，更让我于心不忍。
吃完饭，我和老祁去驻军医院，看望一氧化碳中毒的常回家。常回家的病床换了陌生病号，他早已被家人接回老家。老祁也没闲着，马不停蹄地安排我和若干个姑娘见面，一个都没成。虽然姑娘们各各不同，我分别请她们看同一部电影《乡情》。看电影只是托词，我看姑娘不是看电影，看了若干场也没了解剧情。直到我和最后一个姑娘吃完馄饨，把她送走，腾出时间自己看了一场。电影中的剧情和人物结局，让人啼笑皆非不知所踪，正符合我此时的心境。
我回到渤海饭店，房间里住进一位客人。他是原复县县委书记厉世琪的侄子，向我介绍他叔叔的许多往事。在国家权力机构上，县政府属于基层仅高于乡镇一级的最高政府。对于老百姓来说，县政府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旧时称县衙门和县太爷。和县委书记的侄子住一个房间，并且平等对话，让我受宠若惊。
我每次出岛都带足钱，回岛时只剩下几角钱，像率领大队人马出征回来，只领回几个残兵败将。别人耽误了船正常，放在我身上就是找对象。平心而论，我确实在找对象。每次回岛之后，我都赎罪般地工作，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和人一样，大陆上有的海岛也有，什么都不少。
仇科长派我到迫击炮连了解政治学习情况，曲指导员讲得入木三分：“战争年代我们研究如何打败敌人，和平年代我们还要研究如何不被自己打败。”
晚上采访古副司令，他退休不离开海岛，和老伴两地生活，自己做家务，虽然清苦却很乐观。他非常热情，洗苹果拿枣、拿烟拿瓜子。他五十二岁，参加过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多次负伤功勋卓着，正在撰写军事论文。他浑身伤病，戏说自己是“被牛蹄子踩过的癞蛤蟆，浑身都是伤”，活一天奋斗一天。
为迎接要塞区检查团，司政后机关打扫卫生，不分老少不分职务高低。大家拿了铁锨，掩盖罪证一样掩盖东墙根
那天来船，逢我值班。我没去值班室，一直在宿舍里写新闻稿。
我写完稿子托人带走，刚进值班室，接到要塞区检查团电话，结果被通报表扬：“广鹿守备区值班干部董太锋坚守岗位。”差点儿把我乐死在岗位上！
检查团没上岛，星期日正常工作。中午，检查团终于来了。他们在机关和连队到处窜，戴着雪白的手套触摸旮旯角落，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引起官兵们的极大反感。晚上只给部队放映电影《楚天风云》，机关干部作风散漫，被要求呆在宿舍里不准出门。电影场上，部队纪律非常好，被检查团评了高分。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今天来船，接到七位姑娘来信，让我想起当年老叔的风流往事，也有七个姑娘为了成为老叔的续弦，住进小西山我家里不走。
七个姑娘有的字写得好，有的语汇丰富，有的感情真挚，有的讽刺有力，有的错字连篇，有的差点完成五千行长诗。还有一个姑娘，要上岛找我算账。天下何其大海岛何其小，非要飘洋过海来缠我。检查团滚蛋，一切恢复正常。仇科长忍了好几天没喝茶，检查团一走，一天喝茶消耗掉好几壶开水，到东墙根下一撒为快。晚上，机关干部补看电影。
守备区在大操场会操，部队一动不动地站立两个小时。好几个干部战士晕了过去，就近送到医院。有一列绿色方队，一动不动如同钢浇铁铸，这是我的“母亲连”高三连，桀骜不驯唯我独大的精气神永远不变，处处体现“老圈精神”“赵恩才、罗未来之魂”。我在队伍中，仿佛看见连长“老圈”、指导员“小嘴”、老排长“雷大炮”、一班长赵恩才、老班长罗未来、同班战友陈寿高……
会操结束，同年兵肖立文找我。他代理一排长，也是该提没提的老苗子。他说二班长何明亮在警备区教导队学习结束之前，被人诬陷偷手表撤消提干命令，连队害怕影响提职装聋作哑，让我想办法。我说连队不管，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晚上我回老连队，指导员和连长没在连部，肖立文值班。他找来何明亮，叙述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我认为高三连的战士，决不会在关键时刻如此委琐愚蠢。我当即帮他字斟句酌，给警备区司令员写信，第二天让探家战士捎到大连。
司令员接信之后亲自过问，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清楚，何明亮终于提干。
要塞区通知仇科长去开会，他和某处长有芥蒂，说：“我拿多少钱那么积极？不去！”我劝他别意气用事，他说你别管。第二天某处长亲自打电话，让仇科长明天必须按时到会。仇科长这才慌了，赶紧找车去码头，船已经开了。
他急得如同热锅煮螃蟹，我为他联系小盐场一艘顺水渔船，救他一驾。
警备区报道组长尹干事给政治部来电话，《解放军报》军事处编辑阚士英和他约稿，总题目是：我们的哨所像花园。关于哨所的“路”和“水”的内容都有了，只缺“海”，可用卵石、贝壳等装饰一下哨所周围环境，突出海岛特色。
我给刚上任的所长赵大江打电话，说明情况。他幽默地说：“山上除了没有阳光，什么都有。”我攀上老铁山，所长正和战士们倒腾白菜。山上掊土如金，都是历代干部战士们一包包从家乡从山下背上来，种菜如同栽花。历任所长，必须对白菜负责，一片白菜帮都不能烂掉。大概因为哨所责任重大，先后两位所长是北京籍。据说赵所长不吃长眼睛的东西，他带的兵绝不是盲兵，在哨位上几次发现敌情。他陪我到哨所周围转了一圈，这里栽了许多花草树木。
他说：“要不要再栽一些花草？”我说：“不用了，花草已经栽进军报‘花园’栏目里了。”志愿兵蒋宝才在哨所服役十年，是个地地道道的“山大王”。他是军区守岛爱岛先进典型，如同惯犯有着丰富的反侦察经验，有着丰富的被采访经验，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怎么说。他的原话，就是一篇篇精彩的报告文学。
他的脸庞、肩膀和身体比普通人宽厚，随身背着一架宽银幕。
我刚要下山被拦住，听他滔滔不绝地重复老故事，如何在“通天路”上背水，如何经过“老虎口”，将几百斤重的器材扛上山，仿佛一直压在肩膀上。
他谈起山上的雾儿风儿雨儿虫儿草儿如何生长、飘荡，仿佛一块块石头在空中悬浮。他向我介绍情况，也像面对千人作报告，震的我耳根子“嗡嗡”响。他还像老报道一样辅导我，只有抓住“艰苦”两个字，才能写好这篇稿子。岂不知山上苦山下亦苦，山上不苦山下亦苦。不艰苦还守什么海岛？老铁山是他的福山，否则没有他现在的蒋宝才。老铁山抬举他成全他，否则就得回家种地，也如同高三连成全了我。许多农村兵和我们一样，永远感恩部队，没有部队没有我们的今天。我害怕被“山大王”点天灯一样，趁他接电话之机，夺门而逃。
我异想天开，出了门没逃出多远，被他从后面追上来，又把我捉回去。这回他不谈先进事迹也不谈新闻写作，和我谈小说儿和散文儿创作。他说：“我早就想写一篇老铁山的小说儿，又觉得写散文儿合适。”他把小说的“说”和散文的“文”，都用上儿化音。一时间，我也要随脚下的万仞老铁山，化做两“儿”飘走。直到我说写小说儿可行，他才放行，坚持把我送到山下再返回山上。
我写完稿子托人带走，还想捎带一句话新闻：海岛通信不畅用上了“开赛露”。组织科长到哨所了解情况，欣慰地说：“这个典型，交给张所长才放心。”
守备三连副连长王宝贝，入伍前在学校跳芭蕾舞，那天我俩谈了半上午。他劝我不是非得在大连找对象不可，转业之后进不去也麻烦。他在守备区医院找了个女卫生员，正在狂恋阶段。我动心了，找个女战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五月是“拥军爱民月”，守备区成立“服务附属小岛群众小分队”，到瓜皮岛、格仙岛等小岛慰问。部队为小岛群众送医送药，由医院刚主任带队，还有男军医于医生、女军医景医生、女卫生员小何。乡政府助理老丛随行。我代表政治部为几所小学赠送图书，跟踪报道。部队上岛快三十年，小岛群众从来没看过部队的“大机器”放映电影。乡政府事先征求小岛群众意见，只能在部队的医疗队和放映队之间选一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选择放映队，连危重病人也宁肯放弃治疗。部队决定，放映队也随医疗小分队去小岛放电影，小岛群众翘首盼望。
那天早上八点整，乡政府在码头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乡长和书记分别讲话。在锣鼓声中，乡政府唯一一艘交通船，载着我们缓缓离开码头。
在海岛，坐船逢上好天气，也是逢上了好运气。海面风平浪静，交通船如同泊在原处不动，身后的大岛渐渐远去。船绕过洪子东，瓜皮岛影影绰绰，一点点放大临近。我在海岛服役六年，和隋辉去过洪子东岛买鱼，和袁顺利游上葫芦岛，再没去过其他小岛。小岛看似很近实则很远，到了瓜皮岛，已是中午时分。
瓜皮岛因貌似西瓜皮形状而得名，是广鹿公社下属一个大队。岛上绿树成荫，海边怪石林立，海水清澈海产丰富，只有十几户人家，更像与世隔绝。
船离岛上还有很远距离，我们听见了锣鼓声，高音喇叭播放《军队和老百姓》，黑压压的人群早早等候在海边。船刚靠岸人们围上来，为放映队搬机器。见部队医疗队一同来岛上，许多人流下眼泪，争着拉我们到家里吃饭。
大队书记中等身材，是小岛上的最高领导。他身穿一套深蓝色中山服，头戴蓝呢单帽，皮鞋擦得锃亮，显然经过一翻精心打扮。船刚靠岸，他竟穿着皮鞋走进海里，和我们一一握手，亲自扶我们下船，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小岛上别有洞天，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和大岛上有所不同。
海边三间小房是大队部，正中一间是大队办公室，玻璃完好。左边一间是文化室，窗户没有玻璃，钉着木板。门楣上钉着一块白漆木牌，“文化室”三个红字褪成粉白色，上面标注着拼音字母，“室”字按方言标上“xI”。
大队部里阳光充足，打扫得干干净净，靠墙放着几条板凳。
墙上贴着几年前的电影广告《决裂》，人物龙国正被顽皮孩子涂成大花脸，疑似京剧人物，怒目圆睁站在“共大”讲台上。《车轮滚滚》中的耿东山也遭厄运，被人剜除双眼，仍推着小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前行，进一步升华了人物性格。另一面墙上被漏雨浸润过的奖状，模模糊糊，无法辨认年代和获奖原因。
我和卫生员小何坐在靠墙板凳上，一块墙皮差点儿掉进我的脖子里。小何推了推我，往身后指了指，抹过一层泥的墙面正在脱皮，泥片在墙根下落下一层。
我俩起身，把凳子往前挪了挪。她对我莞尔一笑，我还她一笑。
书记身后，一根竹签穿过《智取威虎山》年画坐山雕的胸口，钉在墙上。
地面高低不平，书记等我们一一坐好坐稳，“吱嘎”一声坐在椅子上。
刚主任说：“我们这次来小岛，主要为群众看病治病，解决燃眉之急。”
书记说：“小岛交通不便，缺医少药，许多危重病人只能等死。部队送医送药就是救命。如果部队只来医疗队放映队没来，连我都想不开。当然，也不会让你们坐冷板凳。小岛居民没见过世面，以前用小放映机放映战斗片，孩子们蜂拥到银幕”
小广场上，孩子们抢占位置。有的端坐在凳子上，仿佛电影马上开映。
大队长坐在角落里，一张黑灿灿的椭圆形小脸四周，生了一圈白茸茸的胡子，像一块黑面包生了一圈霉菌。他拿出居民户口本，具体安排看病时间。
临行前刚主任提醒大家：“小岛正流行乙型肝炎，要严格注意饮食卫生。”
角落里放一只水桶，里面盛满凉水，上面搪块木板，木板上放一只公用大碗，谁渴了都可以用来喝水。大队长肝炎严重，不时揉着肝区，等把我们送走，就去大岛住院。我们碗里的水，都是大队长用这只碗从桶里面舀出。为了表达军民鱼水情深，刚主任不顾丛助理的暗示，带头喝了一碗水，大家都喝了一碗水。
我是政工干部，更得起表率作用，拿过大队长的喝水碗，一口气喝光。
在老丛的陪同下，我们先去小学校赠书。小岛上没有电话，没有自行车，最远路程不到二百米。老百姓和外岛的联系，除了写信，再是靠渔船带口信。
赤脚医生老宁幽默地说：“人身上有八大系统，我多出一大系统，就是医疗系统。因为小岛上的医疗制度、医院、救护车、卫生宣传、防疫、所有的人畜疑难杂症等等，都由我一个人制定、处置。遇到大风大浪不能出船，即使老天爷病入膏肓，也得听病由命。我决不是开玩笑，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小学校坐落在山坡上，只有六间校舍和六个老师，几十名学生。
狭小的操场上，一位体育老师正在上体育课，用小木棍在地上划道横杠，每一个同学跳完，老师用步量一下记录成绩。校长和老师们非常热情，把我们迎进简陋的办公室里，介绍学校情况。我们离开时，全体师生出来欢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