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大远足我来大连时，还没去过码头，一直觉得是个遗憾。吃完早饭后，我到码头去看轮船。我的衣服沾满黄泥，凝结成一层厚厚的汗碱，一股怪味儿。我刚上车，就被售票员赶下来。我循着汽笛声往码头方向走，过往行人都躲着我。我没洗衣服，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可换。小时候我夏天光着脚，怕沙子烫脚，绕来绕去专挑长草的地方走。现在我也绕来绕去，专挑没有人的地方走。
我十二岁来大连时，看什么都高大。我现在十九岁，看什么都小了一圈矮了一截。那么多知青、下放户和“五七战士”下放农村，城里人口仍不见少。
我并没走出多远，来到城市尽头也到了码头。港务局大楼森严矗立不苟言笑，像老家青石线外面矗立的山崖。据说大连市内不少大建筑，都是老毛子和小日本留下来的。码头候船厅入口，像一条巨大的蟒蛇蛇口。提着行李和包裹的旅客和军人们，在蛇口里面出出进进。一艘艘万吨巨轮有的停泊在码头上，有的停泊在远方海面上。巨大的龙门吊吊臂转来转去，像演出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海港》。我是另类，和眼前的人们格格不入，准备在这里看看就回去。
我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再来大连，低着头走进蟒蛇大口，进入候船厅。我站在玻璃窗后面，看得更加清楚。乘客们排队从候船厅剪票口剪完票出去，下了扶梯还得走老远。他们来到客船停泊处，再依次走上舷梯上船。
海面上，停泊一艘艘不同国籍的万吨巨轮，上面写着外国字母。大西山港和大连港一比，成了老爷在沙岗后大水湾子给董云华建的码头。
我正看的全神贯注，后脖领子被一只大手抓住。我没等转过身，被那人连拖带拽弄进一间屋子里。我站稳一看，眼前站着几个穿灰色制服的人。我被批斗时，见过穿这种制服的人，是警察。我猜测是不是偷书的事没完，又被人告了。
我一进候船厅，就被便衣警察盯住。警察根据我一身脏衣服、一双雪亮的贼眼、走路姿势、动作敏捷度，断定我是一个善于攀爬的惯偷，把我和某桩系列盗窃案联系起来，轮番审讯。他们让我脱光衣服，绷紧一身肌肉，原地弹跳等，如同当兵体检。刘处长和老甘头前来做保签字，他们才让我坐吉普车回去。
傍晚，我洗了衣服，一宿工夫晾干，早饭后我冲了澡，穿在身上。
清香的肥皂味儿，给了我自信和勇气，不再害怕外面的世界。适逢“六一”国际儿童节，高、多远，跑的多快。如果邀请来宾比赛，我一定下场一试身手。
我在大西山董太水那里，看过一本《波兰民间故事集》。
有则故事叫《穿靴子的狼》：一条狼陷进泥塘，出来后四条腿沾了白泥。它以为穿了一双漂亮的靴子，可以在人类面前经过，仍落得被打死的下场。
我和那条狼一样，穿了干净衣服也没用。我刚靠近铁栏杆，立刻被一群学生发现，用大连腔大声喊：“小彪子！小彪子！”我被围住，西瓜皮和半截冰棍等，雨点般打在身上、脑袋上和后背上。我奋力突出重围，一口气跑上莲花山。
一处石凹内，积满一湾清澈的雨水，里面倒映着一个肮脏的“驴人”！尽管我用肥皂了洗衣服，还洗了澡。我天天在汗水中浸泡，和猪一样打泥，污垢已经浸透到骨子里。仅靠洗一次澡哪洗得干净？所谓干净衣裳，更是欲盖弥彰。
我看山上没人，脱下衣服在石凹中拼命搓洗，又认真地洗了遍澡。
没洗之前是什么样，洗完之后还是什么样，倒弄混了一泓清水。我这个样子，小小王美兰给我都可惜了，有什么自个挑挑拣拣。衣服很快晒干，我穿上之后，一口气爬到山顶。极目远眺，大海浩渺大山绵延，天空广阔无垠，构成整个世界，人算得了什么？我慢慢地回头，认真端详山下这座城市。它离我这样近，又那么遥远。在这里，我只是牲口、乞丐和小偷。这里再好也是别人家，我连边都沾不得。我想起“母狗子叔叔”对我说过的话：“莲花好看有主，外面再好也是别人家。等你在外面不被人当人，才知道还是小西山好。”现在全应验了。
我头一次情真意切留恋时刻都想走出去、永不回去的家乡小西山。
我再厌恶再瞧不起再嫌弃，它也是我的家乡我的家。从水上，老李大河到南洪子、南关沿、南海底、河口门子，再从老石礁一直到东北海三道礓，从没嫌弃过我。陆地上，从沙岗后到西山砬子、南山头到北海头，每一寸土地、一沙一石一草一木，随时随地接纳我、到哪儿都没人嘲笑追打，没人驱赶审讯。
我头一次思念小小王美兰，她是最最亲近我的人。不管我对她怎样冷漠、不理她伤害她，她仍对我百依百顺关怀备至。在那些女兵和女学生们眼里，我不过是彪子、傻子和牲口。我最想念的人是父亲，我彻底理解他，更理解他对我的一片苦心。在天下所有人当中，只有他最在意我，对我寄予了山高水深般的期望。他恨铁不成钢，才用种种极端的方式对待我折磨我。他只是为了让我活的有价值有尊严，活在世上被当人看。回家后，我一定和父亲建立良好的父子关系。
我要让他相信，我一定做一个让他骄傲的好儿子。我要给父亲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构想他看信时的激动心情，一边流泪一边给我写信。
我天天盼望父亲的来信，也构思好了给他回信的内容。
曹家驹养好伤回来，有人问他：“大连姑娘在哪儿？我们怎么一个都没遇上？大宾馆我们也没住上，一直住大仓库大通铺，吃的饭像猪食一样。”
曹家驹“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怎么说都有理：“你是那块料，世上的公鸡都哑巴了也是高玉宝。不是那块料，把你送到联合国也成不了乔冠华。”
那天傍晚收工之后，许多人用怪怪的眼神看着我。我走到他们身边想打听一下，他们马上停止议论，还躲着我。吃完晚饭之后我才知道，家里给我来了一封加急电报，在曹家驹那里。他怕我知道之后哭瘫了麻烦，嘱咐众人瞒着我。
我知道家里出了大事，又怀着侥幸心理，装做没事一样，在煎熬中等待。
曹家驹告诉我：“你爹得了重病，在永宁医院抢救，你赶紧回家见一面。”
我接过电报一看，译文是“父故速归”。父亲已经死了，我回家见到的只是他的遗体。我又一想，我们父子间虽然处处矛盾事事作梗，就是不能说死就死。
我没流泪也没惊慌失措，坚持说电报发错了。
董太举泪流满面，父亲当队长时，年年分给他家救济粮。父亲当革委会主任时，偷偷为他爹摘掉了地富帽子。瞎董万空经常对儿子说：“没有董云程你大叔，就没有咱们全家。”董太举哭出了声：“还不如让我爹替大叔死了……”
大伙儿在家时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待人恨，出门在外开始抱团，成了一家人，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流泪。他们给我凑了一堆零钱，为我收拾好行李。
管伙食的太友大哥汗如雨下，给了我两元钱。
我也懵了，不住地说：“我爹让我回家考试，大队推荐我上大学……”
小西山除了我不相信父亲能死，再是“母狗子叔叔”董亮。他说话更像母狗叫唤：“小西山人死光了董云程也不能死！他死了我也不活了……”
王振升二大爷以为他幸灾乐祸，骂：“你个大母狗子高兴了是不是？董云程要是死了你不死，把你活埋了！”两个撕扯到一起，大伙儿还得拉架。
众人架着我来到长春路十五路车站，刚要上车，“母狗子叔叔”从后面追上来，大声喊：“电报上的名字不对，不是‘董太峯’，是“董太举”！”
“母狗子叔叔”要来电报，在路灯下仔细辨认，确认是“董太举”。孔家大队的薛大方当过老师，辨认后也说是“董太举”。曹家驹这才到部队医院营房处打电话确认，原来瞎董万空患急性胆囊炎死了。董太举一声没哭，说：“能让我爹死，也不能让董云程大叔死。”我泪流满面，把口袋里的钱全掏给他，和大伙儿把他送到火车站。虽然是一场虚惊，也把我吓的灵魂出窍。
我连夜给父亲写了封长信，嘱咐老人们注意身体，外加几十条长寿秘诀。其中一条是三九天跳进冰窟窿里面洗冰水澡，能治愈父亲的气管炎。
一直到天亮，我也没敢合眼，怕是“董太峯”再来电报。
刚来大连那几天，小西山人和在家时一样，为些鸡毛蒜皮你拧我歪。为了争论码头在哪个方向，董太宏和王德怀打的不可开交。董太飞丢了五角钱，怀疑睡在身边的亲叔叔偷了。董太合翻旧账，说董太邦占了他家园边子地，在工地上动了手。每个大队都是瓦工多小工少，瓦工比小工多一半工钱。
小西山人都争着当瓦匠，你坏我我坏你，把老甘头惹急眼了，全当小工。
小西山光棍多，更不被老甘头当人，搬大石头扛水泥等累活脏活，都让小西山人干。他让其他大队的人休息，让小西山人干活。他经常羞辱：“狗和骡子都比你们强。小西山为什么靠山靠海大树多？就是为了让你们滚砬子跳海上吊方便，回去赶紧死了得了。”他偏心眼，外大队的人也欺负小西山人。
刚来的时候刮风，他让小西山人睡在门口挡风，大伙儿敢怒不敢言。天越来越热，那天收工回来，小西山人的行李全被扔到里面铺上。
小西山人都是炕头汉子，在家门口一亩三分地有得是章程。大伙儿一到外面就怂，别人骑脑瓜门子尿尿都不敢吱声。家不和外人欺，老甘头经常拿“母狗子叔叔”董亮杀鸡给猴看。外大队的人逛街、偷食堂馒头、勾引小马子，他一个都不敢惹。“母狗子叔叔”成了他的出气筒，不是被他指桑骂槐地臭骂一顿，再是用小锤子往脚骨上敲，刚能走路又被敲瘸。小西山人有的躲到外面，有的站在旁边看热闹，有的和别人一块儿龇牙笑。有私仇的人，内心里暗暗解恨。
经过电报这件事，对大伙儿触动很大，出门在外，还得自己屯向着自己屯。
老甘头的铺盖里被人塞了只死蛤蟆，他提了来到工地，说是“母狗子叔叔”干的，非逼他当场吃了。“母狗子叔叔”没等辩解，脚骨挨了重重一锤子。
他两只脚都被敲瘸，坐在地上，疼的爹一声妈一声叫唤。
小西山人这回不让呛了，和老甘头讲理。他刚把锤子举起来，被陈大友子一把夺过，一使劲扔到那遥远的地方。为了多回几趟家，几个知青讨好老甘头，扑上来打陈大友子。他抓过一个知青举起来，扔到十几步远的矿粉堆上。
那个知青爬起来：“小西山人别跑，我回去叫人。”急匆匆地走了。
老甘头卸下一根洋镐把，照陈大友子就是一家伙。打一下是打，打十下也是打，陈大友子抓过瘦小的老甘头扔过头顶，接住了再扔，一连扔了十几下。
大墙过沟，扎钢筋打过梁。小西山的光棍们搬碾轱辘，举石磙子、石头，个个都有力气。陈大友子几个人抓起老甘头，一声吆喝“接住”，从竖茬茬的钢筋上空扔到对面。董太安几个人接住，又一声吆喝，把老甘头从对面扔过来。
要是掉下去，老甘头不被钢筋穿成筛子底儿，也掉进深沟底下摔零碎了。老甘头在钢筋上面飞来飞去，还嘴硬，祖宗八代地咒骂小西山人。陈大友子假装没接住一失手，老甘头掉下去，被早有准备董太安一把捞住，终于告饶了。
那个知青灰溜溜地回来，一个人都没找来。来多少人，都不是小西山人的对手。几个欺负小西山人的高草刺头，都躲了。大伙儿见好就收，继续干活。
“母狗子叔叔”董亮朝我发火：“小小子你的书白偷了，林富有告你我真高兴，怎么不斗死你个驴进的！要不是我发现电报错了，你爹都烧完头七了！”
我莫名其妙，问：“你让我干什么？”
他说：“你赶紧给刘处长写信，告老甘头，把他开除了让他回家！”
老甘头先下手为强，连夜宣布：“小西山人不好好干活，偷奸耍滑聚众闹事，还对监工下黑手，已经被开除，明天早上五点钟之前，全部滚蛋！”
我在外面路灯下，写了一份情况反映，内容翔实有理有据。我把老甘头叫出来，念给他听。他听完之后妥协了，收回开除小西山人的决定，全转为瓦工。
小西山人干活个个是好手，大墙砌得又快又好。连我这个生手，也比外大队的一般瓦工强。大伙儿由当小工每天一元一角五，涨到瓦工的一元八角六。以前没当瓦匠少挣的钱，全部补齐。小西人的行李，被人悄悄搬到门口凉快处。
那几天高温，大房子里面像蒸笼，晚上热的睡不着觉。刘处长让营房助理腾出二楼宿舍，拨一部分人过去住。“母狗子叔叔”带头搬，大伙儿理直气壮地搬进去，没人敢吱声。小西山人只有抱团，才能挺起腰杆做人，不被人欺负。
那天，老甘头说要请我吃饭，吓了我一跳，不知道想耍什么花招。
王振升二大爷说：“去，他让你干好事咱就干，坑人的事别干。”
在珠江路饭店，老甘头要了四个菜，一盘糖醋黄花鱼，一盘小鸡炖蘑菇，一盘老醋蜇头，一盘蒜毫炒肉，一瓶高粱大曲酒和两瓶啤酒。老甘头满面笑容无比慈祥，在我眼里就是一条老狼精。他不住给我夹菜，还倒了一杯白酒。我从来没吃过这么丰盛的饭菜，不会喝酒，再说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不敢下筷子。
他说：“你这小孩挺好，能吃苦能遭罪，体格好爱看书，我请你吃顿饭。”
他和我碰杯，干了白酒。我喝了一大口啤酒，满嘴臊味像喝了驴尿。我那天晚上被驴尿浇头就是这个味儿，下放户老关头一天喝一筐啤酒，得遭多少罪。
我打了个长长的酒嗝，才有了荡气回肠那种感觉。
老甘头说：“我没有六十岁，今年才四十六岁。我长的老，把岁数说大了好倚老卖老。我没儿没女，想认你做干儿子，我家有房子有自留地还有钱。”
老甘头像极了梁希全，欺软怕硬外强中干，他家有座金山我也不干。我像李玉和那样、大义凛然地转身离开？一桌子菜让我拿不动腿。老甘头只喝酒不吃菜，扔了也是糟蹋。我风卷残云把菜吃得干干净净，连点汤都没剩，外加六碗大米饭。我虽然没答应做他的干儿子，他对我格外照顾，偷偷给了我一把饭票。
第二天他问我：“你想干什么活？干什么活都行。”我没坐够汽车，说：“我想跟车拉矿粉。”老甘头把跟车的四个知青撤下来当小工，以每晚让他们回家作交换。我和太全、太安、郝文贵跟车，每天拉四趟矿粉，过上神仙般的生活。
石矿厂距离市区几十里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坐汽车，别提多舒服。每当中途经过罐头食品厂，能闻到炸鱼的鲜香味儿，馋的我们直咽口水。
捞不着品尝鱼罐头，白白浪费了香味儿太可惜，如果经过这里吃块窝窝头，味道肯定不一样。那天晌午我多买个窝窝头，掰成四瓣。当汽车经过时，我们赶紧就着飘过来的鲜味吃窝窝头，再加上想象，和吃了鱼罐头一样解馋。
每天午饭，我们都留半个窝窝头，快到这里时拿出来，借味吃鱼罐头。
我们跟车经过市区，看过好几回一辆天蓝色“上海牌”小轿车，里面坐个年轻军官。司机说：“那是刘德才的专车，里面坐的军官是他儿子。”
刘德才是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兼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旅大市革委会主任。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非常重视农村工作。去年他来盐场大队参观台田，大队张书记带领全大队社员修了半个月路，把弯路取直。刘德才来参观的那天，我们在地东头官道南挖台田，打头就是这辆天蓝色小轿车，后面跟了十几辆汽车。
那天下午司机修车，老甘头放我们假，我们四个人去爬莲花山。
一个老人在山腰种了一片高粱，为了拔草而发愁。对于我们来说，这点活儿不过举手之劳。我们一会儿工夫帮老人拔完草，他叫我“董师傅”，我感到很神圣，不但肩膀和他差不多一般齐了，说话声调都有了不少海蛎子味。
老人感慨地说：“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发表太及时了，我们城市人也有两只手，真不应该在城里吃闲饭，结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没捞着到农村上山下乡，就在城里开荒种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山下乡。”
老人说他当年漂洋过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叫“海南丢”。大连这座城市才七十年历史，原来是一座小渔村，叫“青泥洼”。大连的市名是老毛子取的，叫“达里尼”，日本统治期间改名叫大连。日本投降之前，大连人受的是奴化教育，很多人都会说日本话。日本人的仓库都在山洞里，我们住的大仓库，也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这里还是没开发的原始森林，山里面什么野兽都有。
老人说：“我小时候，经常和日本孩子一块儿玩，一起到付家庄赶海。日本人不让中国孩子进他们家，怕带进传染病，也不让自己的孩子进中国人的家。日本人爱喝紫菜汤，据说有个日本人患肺结核快死了，喝紫菜汤喝好了。苏联大反攻那些天，日本的工程师都换上军装，背着三八大盖，有人靠近就开枪。日本人投降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大连地区‘拉锯’，从山东过来的八路军住在山上。日本人留下的仓库里，好东西有得是。大人都去搬大米白面、罐头，还有大衣皮靴布料毯子等。我们这些孩子，专门去军火仓库搬武器。大孩子都有好几支枪，有长枪也有短枪。我和一帮小孩子，每个人都有一把王八盒子，一大堆子弹，没事就到山沟里‘乒乒乓乓’乱打。有天傍晚，从山上下来两个八路军，是山东口音，召集全体老百姓开会，让大伙儿把私藏的武器全部交出来。天快黑了，还没有人交枪。一个八路军生气了，从腰里拔出匣子枪往天上‘啪’‘啪’放了两枪，大声说，‘都快点回家拿！’老百姓跑回家里，把武器全部拿出来，在地上堆了一大堆。两个八路军拿不了，几个人装进大筐，抬到山上。”
有个知青叫毕可礼，已经二十六岁，回城的日子遥遥无期。他说：“你不像农村人，得去当兵，上大学。我家住在附近高尔基路，一次都没回去。”我说：“其他知青天天晚上回家，你怎么不回去？”他说：“我上山下乡三年，还没抽回城，没脸见家里人。”那天下雨没出工，他带我去他家。
我第一次走进城市人的家门，感到非常荣幸。
他家住在日式二层小楼上，房间狭窄而干净，人走在地板上直颤。哥哥上山下乡，弟弟才得以留城。哥哥浑身水泥点子，脚穿沾满黄泥的胶皮靴子，拘谨地坐在椅子上，和陌生人一样一言不发，和干干净净的弟弟判若两人。弟弟一尘不染，穿一件花衬衫，留着小胡子，彬彬有礼非常热情，给我俩倒了一杯水。
在我眼里，这座小楼就是皇宫，墙上的每块砖都是金砖，地板胜过金板。
两个月过去，一道长几十里的大围墙建成。
开车的那个山东兵提了排长，刘处长转业，罗助理提拔为副处长。我们什么都没改变，哪里来哪里去回小西山。临走前，大伙儿去逛天津街。
董云华小叔订婚，老爷捎信让我给他买两瓶青油，刷立柜和搪箱。
我被两个空瓶子难住了，到处也找不到。我们逛天津街时，一家一楼住户外面，放着一堆空酒瓶，我向晾衣服的大婶要两个，她让我快滚。老甘头请我喝酒时，把几个空酒瓶子带回来多好。太友大哥买了两瓶清油，匀给我一瓶。
我把清油带回家送给老爷，他迈远：“我让你买两瓶，怎么买了一瓶？”我像做错事，低头小声说：“我找不到空瓶子。”老爷说：“你买瓶果酒倒了，不就有瓶子了？”我搞了两个月副业挣公分，省下十三元钱伙食费，给爷爷、父亲、老叔每个人买了一瓶酒，给奶奶买了一包香草饼干，给妈妈买了一把梳子，给妹妹和弟弟们买了一斤糖还有头绳，自己买了一条尼龙华达呢裤子和一双板鞋，一只口琴一本《战地新歌》。我想买一把玩具枪，口袋里只剩下三分钱。
我连续三年报名参军，体检合格。因为偷书，总过不了政审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