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祭坛之火”》的补充材料中，他找到一份心理学家对纵火现场象征物的初步解读笔记（非正式结论），提到环状骨骼可能象征“禁锢”或“循环”，廉价金属饰品可能代表“虚假的价值”或“渴望被关注”。
在《“镜中人”》的失踪者社交网络排查记录中，他发现一条极其隐蔽的信息：失踪者在一个极其小众的、关于“秩序美学”的论坛上曾有匿名发帖，讨论过“彻底清除生命中的杂乱元素”的话题，语气偏执。
苗坤的眼睛眯了起来。论坛匿名……渴望关注……虚假价值……
他大胆假设：这两个案子的作案者，会不会是同一类人？甚至……《“镜中人”》的失踪者，并非受害者，而是作案者？她精心布置了自己的“失踪”，那支口红是她故意留下的、标志着与过去某种“杂乱”身份（或许与纵火案代表的某种过去有关）决裂的仪式性物品？而《“祭坛之火”》则是她（或他）更早期、更原始的情绪宣泄和仪式尝试？
这个想法极为大胆，几乎推翻了《“镜中人”》案的基本设定。但苗坤觉得，大赛提供这两个案件要求寻找关联，或许正是在考验这种打破常规的联想能力。
他需要为这个假设寻找支撑。如果失踪者是作案者，她如何离开密室般的公寓？他重新检查公寓结构图，重点查看往往被忽略的细节：通风管道？空调检修口？还是……更心理层面的“离开”——社会性死亡？
同时，他尝试寻找两个案件在时空或要素上的微弱联系。纵火案发生城市与失踪案城市相距数百公里，时间上纵火案在前，失踪案在后。是否有任何线索表明失踪者曾到过纵火案城市？或者，两座城市之间存在某种特定的文化或亚文化联系，可能孕育出具有相似心理结构的个体？
时间只剩下三小时。苗坤决定兵行险着。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论证这个“作案者心理同源”及“《镜中人》可能是伪装失踪”的假设上。
他撰写报告：
对于《“祭坛之火”》案，他侧写作案者具有强烈的仪式化心理需求，通过纵火与特定物品摆放来实现扭曲的净化或掌控感，可能源于深层次的心理创伤或信仰偏差，社会关系中可能存在孤立、渴望被认同又憎恨世俗的特征。
对于《“镜中人”》案，他提出颠覆性观点：失踪者很可能为自主策划失踪。现场的极致整洁和那支突兀的口红，共同构成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告别仪式”。口红代表其意图摒弃的、某种不符合其内在秩序要求的“旧身份”（可能与性、情感或某种社会角色相关）。所谓的“密室”状态，可能通过心理误导（如刻意营造的整洁）和利用常规勘查盲点（如极小通风口，或延迟离开制造时间差）实现。动机可能是极端的自我重塑或逃避某种巨大压力。
在关联论述中，他明确指出：两案作案者（或《镜中人》案的“主角”）共享一种对“秩序\/净化”的病态追求，并将此追求外化为具有强烈仪式感的行为。两者行为可被视为同一心理谱系上的不同极端表现：一者向外暴力宣泄，一者向内极致控制。建议并案考虑心理画像，搜寻具有类似心理特征的人员，尤其是在两案发生地有过活动记录、且生活经历中存在重大变故或长期压抑的个体。
报告提交。苗坤长出一口气，脸上恢复了那种懒洋洋的表情，仿佛刚才进行了一场有趣的思维游戏。
赵赟几乎同时提交，看向苗坤的眼神带着审视和一丝不解，显然他的报告走的是更传统的暴力犯罪分析与密室破解路线。
结果如何？苗坤的报告无疑是一枚炸弹。要么因极具开创性而获得高分，要么因过于离经叛道而被判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