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南草原的春风，终于带来了暖意，也吹散了察哈尔部最后的抵抗意志。粮草被焚，部众离心，奈曼、敖汉等部相继叛离，曾经的“蒙古共主”林丹汗，已然众叛亲离，山穷水尽。
面对满桂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推进和招降纳叛的政治攻势，林丹汗自知大势已去，再也无法在漠南立足。继续顽抗，唯有全军覆没一途。
在一个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林丹汗带着最后数千名忠诚的亲卫和部分家眷，抛弃了庞大的营地和无数茫然无措的部众，如同丧家之犬，仓皇向西逃窜，企图穿越瀚海（戈壁沙漠），投奔漠西的卫拉特蒙古（瓦剌），以期东山再起。
消息传到明军大营，满桂并未下令全力追击。他深知穷寇莫追，尤其是穿越瀚海风险极大，且漠西情况复杂，贸然深入并非上策。他的战略目标已经达成——将林丹汗逐出漠南，消除其对大明北疆的直接威胁。
此刻，他的首要任务是接收战果，稳定局势。
广阔的草原上，呈现出一片奇异的景象。无数失去首领的察哈尔部牧民和士兵，携家带口，赶着牛羊，茫然地聚集在原地，等待着未知的命运。他们面前，是军容严整、刀枪闪亮的明军阵列。
满桂下令，严禁杀戮劫掠。他派出通译，高声宣布朝廷的招抚政策：凡放下武器，愿意归顺者，皆可保全性命财产，并由朝廷划拨草场安置，一视同仁。
饥饿、恐惧和对未来的茫然，使得大多数普通牧民和下层士兵选择了归顺。他们纷纷放下武器，跪伏在地。少数顽固分子试图反抗或逃跑，很快就被明军精锐小队无情剿灭。
一队队蒙古部众，在明军的引导和监督下，开始有序地向指定的草场迁移。满桂迅速上书朝廷，奏报林丹汗西遁、漠南察哈尔部主力已降的捷报，并请示如何设立州县、派遣流官、编户齐民等善后事宜。
持续数十年的漠南蒙古大患，竟以这样一种近乎戏剧性的方式，骤然平息。满桂站在高坡上，望着眼前浩浩荡荡的受降场面，心中并无太多喜悦，反而充满了沉甸甸的责任。如何真正消化这片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使其成为帝国新的藩篱而非负担，将是比战争更严峻的考验。
秦良玉“茶引捆清丈”的策略，如同给四川这潭深水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其效果立竿见影，且持续发酵。
原本对清丈工作推三阻四、阳奉阴违的地方豪强和官员，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各级衙门办理清丈事务的效率空前提高，许多积压多年的田亩纠纷被迅速厘清，隐瞒的田产被主动报出，只为能在那份关乎茶引、盐引分配的“清丈绩效名单”上，为本地争取到一个更好的评价。
成都府的一场茶马司招标会上，气氛热烈得超乎想象。各地商贾云集，但能否参与竞标、能竞标多少份额，首要条件就是其籍贯所在地的清丈完成度和赋税缴纳情况。几位来自清丈先进县的商人志得意满，而来自几个进度滞后地区的商人则愁眉苦脸，甚至对自家地方的官员颇有怨言。
利益的杠杆，比任何行政命令都更有效地撬动了改革的巨石。清丈工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省铺开，虽然依旧会遇到各种具体问题，但最大的阻力已经化为无形，甚至转变为动力。秦良玉坐镇总兵府，听着各地报来的喜讯，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意。她再次证明，非常之时，需用非常之策。
与此同时，在成都府乃至其他几个府城，一种新事物的萌芽也开始悄然出现。几位致仕回乡、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员和士绅，受到京城风气和皇帝政策的影响，尝试着开办了一些小规模的“义学”或“女塾”。
这些学堂与传统的私塾有所不同，除了教授《女诫》、《千字文》等基础内容外，还会讲授一些简单的算术、记账方法，甚至请来熟练的女工教授纺织、刺绣等实用技艺，美其名曰“训导妇功，以利家计”。虽然规模很小，学生也多局限于士绅家族内部，但其导向性却十分明显：开始认可女子学习实用知识的意义。
这细微的变化，如同石缝中钻出的嫩芽，虽然弱小，却预示着某种社会风气的悄然转向。它们与秦良玉的成功、与市井间流传的巾帼故事相互呼应，共同编织着一张潜移默化改变观念的网。
镇北堡外，冰雪消融，黑土地变得泥泞不堪。赵率教率领的远征军，历经长途跋涉，终于与李永芳成功会师。援军的到来，极大地增强了明军的实力和士气，尤其是带来的重型火炮和大量弹药，使得镇北堡的防御能力上了几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