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五岁那年的春天，奶奶对我这个“小长工”的使用，升级了。
那天，奶奶没有像往常一样吩咐我去倒痰盂或者看鸡，而是用她那根烧火棍，指了指蜷在牛圈里反刍的老水牛。那牛很老了，皮毛失去了光泽，脊背瘦削地凸起，眼神浑浊而温顺。
“从今天起，”奶奶的声音不容置疑，像在宣布一项既定的法令，“这牛归你放了。”
我愣住了，仰头看着那头比我不知道高大多少倍的老牛，心里涌起的不是任务的新鲜感，而是巨大的茫然和恐惧。放牛？我知道村里很多比我大的孩子都放牛，但那意味着要独自把牛赶到山坡上，要看住它不让它吃别人家的庄稼，傍晚还要把它平安赶回来。我能行吗？它会不会用角顶我？会不会跑丢？
奶奶似乎看穿了我的怯懦，烧火棍毫不客气地戳在我的后背上，疼得我缩了一下。“发哪样呆？耳朵聋了？牵出去！放到后山坡上去！要是让它吃了别个的秧子，或者跑不见了，看我不剥了你的皮！”
我没有选择。抗拒的念头甚至不敢在脑海里停留一秒，否则换来的必定是一顿毒打。
爷爷默默地从牛圈里拿出牛绳，套在老牛的鼻环上。他把粗糙的缰绳塞进我手里时，手指似乎微微停顿了一下，混浊的眼睛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难辨，有担忧，有无奈，最终都化为一如既往的沉默。他张了张嘴，最终只吐出两个字：“……慢点。”
这两个字，几乎轻不可闻，却是我那天得到的唯一一句，也算不上安慰的嘱咐。
我握紧那根粗糙的、带着牛身上气味的缰绳，感觉它沉重无比。老牛似乎知道要出门了，慢吞吞地站起来，庞大的身躯带动着缰绳，让我跟踉跄跄差点摔倒。
就这样，一个还没牛腿高、瘦骨嶙峋的小女孩，牵着一头垂暮的老水牛，走出了院坝，走向了通往山坡的土路。
一路上，我的心都揪得紧紧的。老牛很温顺，走得极慢，但它每一步踏在地上发出的“噗嗒”声，都让我心惊肉跳。我死死攥着缰绳，胳膊伸得直直的，尽可能离它远一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它，生怕它突然发狂挣脱。
路边田里干活的大人看到我们这奇怪的组合，有的停下活计，拄着锄头看热闹，发出哄笑声：“哟，邱桂英家的‘野人’丫头也开始放牛喽！”“哈哈，你看她那个样子，还没牛卵泡高哩！”“老牛啊老牛，你怕是造孽哦，轮到这么个小豆丁来管你喽！”
那些刺耳的笑声和议论，像针一样扎在我背上。我低着头，脸烧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只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手中的缰绳和前面的老牛身上，假装听不见。
冉老师那个孙子带着几个半大孩子，像闻到腥味的野狗一样追了上来。他们不敢靠牛太近，就远远地跟着，一边扔小石子，一边起哄：“野人放野牛！”“没人要的野娃子！滚出我们村！”“把你和牛一起卖到杀牛场去！”
我紧紧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死死忍着，不敢哭出来。我知道，一旦示弱，他们会更加变本加厉。老牛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紧张和那些孩子的恶意，不安地甩了甩头，喷了个响鼻，吓得那几个孩子往后跳了一步，骂骂咧咧地跑开了。
终于到了后山坡。这里草还算丰茂，也没什么庄稼地。我找了个平坦的地方，把缰绳绕在一棵小树的树干上，不敢系死，怕牛挣脱不了遇到危险。老牛似乎很满意这里的青草，低头慢条斯理地啃噬起来，发出“沙沙”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