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子受的血脉与陨石能量共鸣，引动“河图洛书”的古老投影浮现于密室之后，他与永宁的争执暂歇，两人的心神都被这上古传说中的神物所震慑。
随着公子受的精神力尝试性地触及那两团浩瀚的能量信息体，一段被岁月尘封、关乎华夏文明源头的宏大历史，如同画卷般徐徐展开……
两人的“视野”最先被拉回至距今约数千年前，也就是后世现代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在那片属于仰韶文化的星空下，先民们用蚌壳在墓穴中精心摆塑出龙与虎的图案。这并非简单的装饰，其布局精准对应了苍龙与白虎两大星宿，展现了先民对天象的早期观测与理解。
在永宁看来，这蚌壳龙虎所代表的星象知识，正是后世“河图”体系中“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文观念的古老雏形，是先民“观象于天”的最初实践。
时光流转，画面聚焦到距今安徽含山凌家滩。一位工匠精心雕琢着一套玉龟和玉版。玉龟的背甲与腹甲可以开合，出土时，那块刻有神秘纹路的玉版正夹在龟甲之中。玉版中央刻有同心圆，圆内核心是着名的八角星纹，内外圆之间以直线准确分割为八等份，大圆外还有四个箭头，指向玉版的四角。
这套玉龟玉版组合所呈现的八方、八节概念，以及“龟负书”的形态，与“洛书”强调方位、空间与制度的传说高度吻合。有学者认为，这极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占卜用具，也是“洛书”的一种早期象征形式。
与此同时，在陕西华县元君庙的仰韶文化遗存中，陶器上出现了由55个小圆圈组成的特定图案。这个数字与后世总结的“河图”中1至10的数字之和55完全一致。这些考古发现，仿佛历史的碎片，向人揭示了“河图洛书”并非凭空而来的神话，其核心思想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深深植根于先民对自然、天文、数理的长期观察与思考。
接着被引向河洛交汇的圣地——河南省巩义市一带的“洛汭”地区。
这里是传说中“河图洛书”献于圣王之地。
相传，伏羲氏在治理天下时，于黄河边的孟津区域，看到有龙马负图跃出河水。龙马身上的图案，被伏羲记录下来，即为“河图”。伏羲据此感悟，创制了八卦，开启了华夏文明的哲学之门。
到了大禹时代，他为了治理肆虐的洪水，苦心孤诣。在洛河畔的洛宁地区，有神龟负书浮出洛水。龟甲上的纹理，被称为“洛书”。大禹从“洛书”中领悟到治国安邦的九类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成功平定了水患，并奠定了国家的治理框架。
这两个传说，将“河图”与伏羲、八卦关联，“洛书”与大禹、九畴结合，使得“河图洛书”从此成为圣王受命于天、创立文明的象征。
永宁进一步感受到，“河图洛书”的内涵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丰富。
在《尚书·顾命》篇中，“河图”与美玉并列，被视为珍贵的玉质宝物。孔子在《论语》中则慨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此时“河图洛书”已成为天下有道、圣王受命的祥瑞。
到了汉代，经学家们进行了一次重要的理论整合。刘歆等人明确提出“河图”即八卦，“洛书”即《洪范》九畴。自此，“河图洛书”不仅被视为祥瑞，更被正式确立为《周易》和《尚书·洪范篇》这两部核心经典的哲学源头。尽管此说有一定构建成分，但影响极其深远，奠定了其在儒学中的崇高地位。
东汉时期，随着谶纬之学盛行，出现了大量托名《河图》《洛书》的纬书，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占星、地理、预言等，为其增添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永宁最后“看到”的，是如今人们所熟知的“河图洛书”黑白点阵图式的诞生。这一过程主要完成于北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