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高新区寰宇时代二期工地的铁门在清晨五点半缓缓打开，陈立冬混在扛着铁锹、提着水壶的工友里，像棵被霜打蔫的野草。试药后的第四天，他的身体还在散发着“报废”的信号：走两步就发虚的腿，时不时抽痛的太阳穴，还有胸口那阵若有若无的闷疼——像是有团湿棉花堵在肺里，每呼吸一次都带着沉重的滞涩感。
包工头老赵蹲在工地门口的水泥地上抽烟，看到他时，夹着烟的手顿了顿：“立冬？你这脸咋白得跟纸似的？眼窝子都凹进去了，昨晚没睡？还是病了？”
陈立冬攥紧了口袋里的廉价止痛药（昨天从诊所买的，10片装，25块钱），勉强挤出个笑容：“赵哥，没事，就是有点感冒，吃了药好多了。”他不敢说试药的事，更不敢说自己三天前还在医院里被当成“小白鼠”，只能用“感冒”这个最敷衍的借口搪塞。
老赵眯着眼打量他半天，烟蒂在地上摁灭：“今天上三楼脚手架绑钢筋，不是地面搬砖，得跟钢筋工搭把手。一天180，管顿午饭。你要是撑不住就说，别硬扛——真从架子上摔下来，我这工地可赔不起。”话里的“关心”，满是怕担责的警惕。
陈立冬连忙点头：“能撑住！我肯定好好干！”他太需要这180块了——秀娟下周三手术，住院押金还得交1000块；日租板房的房租后天到期，20块一天，欠了5天就是100块；还有昨天买止痛药和膏药花了58块，口袋里只剩82块现金。这180块，是他能抓住的、最直接的“活命钱”。
安全帽扣在头上时，他明显感觉到重量——以前觉得轻便的塑料壳，现在像顶了块铅。跟着钢筋工老周爬上脚手架时，竹跳板在脚下“吱呀”作响，缝隙里能清楚看到楼下散落的钢管和水泥袋。刚走到三楼外墙边缘，一阵眩晕猛地袭来！
眼前的景象突然扭曲，远处的写字楼变成了晃动的色块，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带着金属摩擦的尖啸声，仿佛要把他从10米高的架子上卷下去。他下意识地抓住旁边的钢管，冰冷的金属硌得手心发疼，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冷汗顺着脖颈滑进衣领，瞬间浸透了里面的旧t恤。
“发什么愣？递铁丝！”老周的吼声从前面传来，粗硬的嗓门像炸雷，震得他耳膜嗡嗡响。陈立冬缓过神，发现自己的手还在抖——不是冷的，是身体不受控制的痉挛。他弯腰从工具筐里拿起一扎铁丝（直径8毫米，一扎10斤重），刚递出去就被老周一把夺过：“你没吃饭？手软得跟面条似的！”
他不敢回话，只能退到一边，靠在钢管上大口喘气。阳光越来越烈，照在裸露的胳膊上，却没带来丝毫暖意，反而让他一阵阵地发冷——试药后那股“忽冷忽热”的后遗症又犯了，皮肤表面滚烫，骨头缝里却透着冰碴子的疼。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像个被线操控的木偶：老周要铁丝，他就递铁丝；要扳手，他就爬下架子去拿；钢筋捆需要固定，他就帮忙扶着——每一个动作都慢半拍，手臂酸得抬不起来，腰也开始隐隐作痛，那是试药期间长时间躺硬板床留下的旧伤。
中午十二点，哨声响起时，他几乎是“挪”下脚手架的。双腿软得像煮烂的面条，踩在水泥地上时，还带着踩在棉花上的虚浮感。工地食堂的大锅里，熬白菜飘着一层油哈喇子，馒头硬得能硌掉牙。陈立冬刚拿起筷子，胃里就一阵翻江倒海，他捂着嘴冲到工地角落的垃圾桶旁，干呕了半天，只吐出几口酸水，喉咙里火辣辣的疼——试药时的恶心感，又被这油腻的气味勾了出来。
“咋了？不合胃口？”旁边一个工友递过来半瓶矿泉水，“我这还有个馒头，你要不？”
陈立冬摇摇头，接过水猛灌几口：“不用，谢谢哥，我不饿。”他是真的没胃口，胃里像塞了块石头，连水都咽不下去。他靠在垃圾桶旁，看着工友们狼吞虎咽，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撑到晚上，拿到180块，就能交房租，还能给秀娟买两盒营养品。
下午一点，开工哨声再次响起。塔吊开始吊运钢筋，一捆捆粗硬的螺纹钢（每捆20根，重约300斤）被吊到三楼脚手架外侧，需要人工拉到平台上固定。老周冲他喊：“立冬！过来搭把手！把这捆钢筋拽进来！”
陈立冬咬咬牙，走到脚手架边缘。塔吊吊着的钢筋在风中微微晃动，带着沉重的惯性。他和另外两个工友伸手抓住钢筋捆的吊绳，老周喊着“一、二、三！拉！”——就在他使出全身力气往后拽的瞬间，塔吊突然晃了一下！
钢筋捆猛地向外荡开，然后以更快的速度往回甩！“小心！”旁边的工友嘶吼着往后躲，陈立冬的大脑瞬间空白，身体却像被冻住了——试药后残留的虚弱让他反应慢了半拍，他想躲，可双腿像灌了铅，根本挪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