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下午，燕京的暑气还没褪去，大院里的梧桐树蔫头耷脑地垂着叶子，燕京公司的宣传部那间刷着米黄色墙漆的会议室里，老式吊扇“嗡嗡”转着，扬起的风里还裹着股油墨和搪瓷杯的味道。
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严明的身影撞了进来——他是宣传部的部长，平时总爱把中山装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今天却敞着最上面两颗，衬衫后背洇出一大片汗湿的印子，手里攥着的文件夹边角都被捏得发皱，甚至能看到里面露出的几张外商函件的抬头。
“各位主任，对不住，我来迟了——刚从外贸局跑回来，王科长拽着我聊了半个钟头，脸都白了。”
他一边抹额角的汗，一边往长桌末端的空位走，塑料凉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急促的“啪嗒”声，坐下时还不忘把文件夹紧紧按在桌沿，像是怕里面的纸飞了。
主位上的灯主任抬了抬眼，他手里捏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杯，杯沿沾着圈茶渍，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杯壁：“没迟到，离约定时间还差两分钟。但看你这模样，怕是出了大事？上午电话里只说‘外资有变动’，到底怎么了？”
会议室里瞬间静了下来，连吊扇的“嗡嗡”声都显得格外清晰。
严明深吸一口气，把文件夹“哗啦”摊开，先抽出三张叠在一起的纸——最上面那张印着“香江恒通纺织有限公司”的红色印章，外贸局拿到的准信：这三家外商，全要撤资。”
“恒通纺织？”
坐在灯主任右手边的孙主任突然插话，他负责过南方开发区的招商，去年还跟着考察团去深圳见过恒通的陈总，“他们不是上个月才签了意向书吗？说要在广州郊区建纺织厂，连厂房图纸都送过来了，怎么说撤就撤？”
“还有新电配件！”另一位负责工业的周主任也急了，手指点着桌面，“他们本来下个月要带工程师来考察，想跟咱们的电子元件厂合作，要是他们撤了，苏州那边等着配套的两家国营厂怎么办？”
议论声像潮水似的涌起来，古月主任抬手按了按，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都先静一静！老严，你跟外贸局的人问透了没有？是一家要撤，还是三家一起？撤资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总不能平白无故变卦。”
“三家一起，而且态度特别坚决。”严明把恒通纺织的函件推到桌子中间，指尖指着其中一段，“王科长说，他跟陈总通了四十分钟长途，陈总在电话里都快哭了——说他们董事会昨天连夜开了会，投票全票通过撤资。理由就是……担心咱们这里缺乏保障。”
他顿了顿，又抽出一张皱巴巴的《南华早报》剪报，上面用红笔圈了篇报道，标题是《内陆封杀17岁导演，外媒忧投资环境》：“陈总还说，董事会里有人翻了这篇报道，还有路透社的消息，说咱们‘因为一部电影打压少年艺人’，怕哪天轮到他们这些外资企业——‘今天能封一个孩子的电影，明天会不会封我们的厂房？’”
“就因为一部电影？”灯主任皱起眉，伸手拿起那篇剪报，眯着眼看上面的内容，“李默然……这名字没听过啊，是哪个单位的？还是民间艺人？”
“我早上特意查了他的底细，”严明往前倾了倾身，语速又快了些，“羊城人，1980年就出唱片了，第二张《童年》的磁带就卖了1200万张；到1985年底，算上东南亚的销量，总唱片数已经过亿了。”
“过亿？”古月主任的声音陡然拔高，他指着剪报吧？咱们现在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才三十多块，一台录音机要两百多，谁家能天天买磁带听？内陆哪来这么多销量？”
“不是全在内陆卖的——是叶家那小子，外贸局老叶的儿子叶爱民，帮李默然做了二道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