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翻开本子，指尖在字迹上划过，掰着手指头数：“齐玉的《橄榄树》，刚上市一个月就卖了16万盒，百货公司断货三次；包梅胜的《捉泥鳅》，10万盒，学校门口的音像店天天有人排队；还有叶加修，那两首《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更厉害，各卖20万、30万——加起来快80万盒了！怎么会拼不过一个孩子？”
小本子上的字迹是用铅笔写的，有些地方被橡皮擦过又重写，比如《外婆的澎湖湾》的销量，一开始记的是28万，后来又改成30万，旁边还画了个小圈——那是庄驽的习惯，销量超预期就画圈。
左红原往前探了探身，声音压得更低了：“人家那盘《童年》不是单首火，是一整盒都好听！李经理说，一出手就卖了320万盒！”
“320万？”庄驽眼睛都瞪圆了，手里的小本子“啪”地掉在桌上，“全省才1600万人口，按一户4人算，满打满算400万户！它居然卖了320万盒——这都快赶上三分之二的人家买了，邪乎得很！”
他顿了顿，又追问，“这么火的磁带，怎么电台、报纸半字没提？就算不夸，提一句总该吧？”
“你这脑子！”左红原戳了戳桌面，语气里带着点“恨铁不成钢”，“那磁带里掺了《我爱天安门》和《红星歌》，谁敢登？”
庄驽恍然大悟，拍了下大腿——他怎么把这茬忘了！
现在东番对“流行歌”的态度还没松，要是磁带里只有《童年》这种调子，说不定还能偷偷提两句，可掺了歌就不一样了——一边是“靡靡之音”，一边是红歌曲，放一起算怎么回事？电台编辑怕是躲都躲不及，哪敢登报？
他想起前阵子，电台的老张来找他，手里攥着盘磁带，愁眉苦脸：“老王，你听听这盘《童年》，调子是真好听，可里面混着《红星歌》，我要是播了，万一被批‘不严肃’，怎么办？”
当时庄驽还劝他：“别播了，免得惹麻烦。”现在想来，那盘磁带就是左红原说的320万销量的“爆款”。
“那盗版商呢？”庄驽又追问，手指在桌上敲了敲，“这么赚钱的买卖，他们没掺一脚？”
东番的盗版商向来眼尖，哪有赚钱的机会就往哪钻。
前两年齐玉的《橄榄树》火了，盗版商连夜印了几万盒，卖得比正版还快，最后正版只能降价，才把盗版压下去。
庄驽本以为这次《童年》火了，盗版商肯定要大赚一笔。
“他们想掺也掺不进！”左红原突然笑了，眼角的细纹挤在一起，“人家定价就跟盗版一个价，盗版商要是跟着做，根本没利润；等他们印好带子，市场早卖饱和了。”
庄驽愣了愣，忙问：“定价多少？”
“100新台币一盒，”左红原报了数，还特意换算，“折过来2.8美元、4块2人民币——你知道不？”
庄驽咂咂嘴，端起搪瓷杯又啜了口茶，茶都凉了大半。他记得去年《橄榄树》的正版卖6块人民币，盗版都要卖3、4美元，合人民币几块——这《童年》的定价，简直是贴着盗版走的！
“盗版都要卖3、4美元呢！”他感慨，“这价格，简直绝了。”
“所以说，想灭盗版，就得比他们更狠。”左红原话锋一转，从口袋里摸出另一张纸，递到庄驽面前，“对了，羊城那边又来买版权了，这次是买叶加修的《乡间的小路》，价格比上次翻了一倍，给1000块人民币。”
庄驽接过纸，上面是李经理写的便条，字迹龙飞凤舞：“羊城托香江公司购《小城故事》版权，报价1000元，问是否出售。”
他看了两眼，把纸放在桌上，端起杯子又啜了口茶，语气满不在乎：“卖啊！蚊子再小也是肉，总比放着强。”
1000块人民币，够单位买两箱墨水、五十本稿纸，还能给同事们发点降温费——秋天快到了，买些绿豆、白糖煮水喝，也是好的。
庄驽想起今年卖《踏浪》版权的500块，最后给文化馆的窗户换了新玻璃，还修好了那台老电扇，也算派上了用场。
左红原挠挠头，嘿嘿笑出声，露出两颗有点发黄的牙——他烟抽得勤，牙上总带着点烟渍。
“我也是这么琢磨的——不卖白不卖！”他拿起桌上的便条，折了两折塞进兜里，“我这就去给李经理回个信，让他赶紧把合同签了，别等人家变卦。”
庄驽点点头，看着左红原急匆匆地出门，脚步又踩得石板路“噔噔”响。
巷子里的《踏浪》还在飘，“啦……”的调子混着风，从敞开的窗户钻进来，落在桌上的搪瓷杯上。
他端起杯子，喝了口凉茶，目光又落在那台红灯牌收音机上——里面的《在水一方》快唱完了，接下来是一段《踏浪》的前奏，激昂的调子一下子把刚才的软乎乎压了下去。
庄驽想起小孙女听《童年》的模样——她抱着收音机，小脑袋跟着调子一点一点，唱到“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时，还会指着窗外的老榕树，奶声奶气地说：“爷爷，知了！”他忍不住笑了，眼角的皱纹又软下来。
风又吹进来，裹着巷子里的调子，还有一丝蚵仔煎的香气。
庄驽靠在藤椅上，慢悠悠地转着搪瓷杯，心里想着：说不定以后，羊城来买版权的事会越来越多，那些好听的调子，也能传得更远些。他抬头看了看天，初夏的云慢慢飘着，像《踏浪》里唱的那样，小小的一片，慢悠悠地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