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瑞丰祥杂货铺后堂。宋怀仁拨弄着算盘珠子，发出规律的脆响，目光却不时瞟向窗外街角。一个穿着打补丁短褂的汉子蹲在那里卖柴，扁担横在身前，柴捆摆放的角度，与昨日略有不同——那是“安全，可接头”的信号。宋怀仁不动声色，继续打着算盘，心里却计算着下一次与交通员碰头的时间、地点和备用方案。他脸上挂着商人的圆滑笑容，心里却绷着一根弦，任何异常的敲门声、街上突然增加的巡逻队，都可能意味着暴露和死亡。这份压力，像无形的巨石，日夜压在心头，连睡梦中都不敢放松。
与此同时，县公署那间堆满账簿的办公室里，李秀芹（青竹）正低头核对着一份文具采购清单。她耳朵却竖着，捕捉着走廊里经过的每一个脚步声、每一段模糊的谈话。隔壁警务科传来纸张翻动的哗啦声，似乎有人在查找档案。她的心微微一紧，是例行公事，还是针对某个特定目标的调查？她不能问，不能表现出任何异常，只能凭借超强的记忆力，将听到的零碎信息，与之前获得的情报在脑中飞快地拼接、分析。下班时，她像往常一样，与同事礼貌道别，然后在路过菜市场时，“无意中”将包着菜油的纸包掉进了一个特定的垃圾筐——那是传递“内部有排查，暂缓活动”预警信号的方式。每一个看似自然的动作，背后都是无数次演练和巨大的心理负荷。
而在更危险的伪警察署，赵永贵（代号“磐石”）刚刚被一个多疑的日本顾问叫去问话，核实一份无关紧要的户籍登记。他垂手而立，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恭敬和一丝被长官垂询的“受宠若惊”，回答着每一个问题，甚至主动“提醒”了一处自己之前故意留下的、无伤大雅的小纰漏。他知道，这种突然的、看似随意的询问，往往是最致命的试探。直到走出办公室，回到他那充斥着劣质烟草味的小小办公桌前，后背的冷汗才涔涔而下，内衣早已湿透。孤独，像冰冷的毒蛇，缠绕着他。他不能对任何人倾诉，不能有丝毫松懈，必须时刻扮演好那个有点木讷、有点小聪明、一心只想往上爬的小警察。
山里，鹰嘴涧。
王老蔫的脸在油灯下显得更加阴沉，那道疤痕如同蜈蚣般扭动。他面前摊着几张刚刚由交通员冒死送出的密写情报，内容令人心惊：特高课的“樱井”行动队近期活动频繁，似乎在重点排查与教育、文化系统有关的人员；伪警察系统内部也开始新一轮的“忠诚审查”；更重要的是，内线隐约提到，敌人可能已经怀疑内部信息泄露的方向，开始采用投放假情报、监控可疑通讯等方式进行反制。
“鬼子学精了，”王老蔫的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摩擦，“他们在挖我们的根。”
他像一头困在笼中的老狼，在指挥部狭小的空间里踱步。每一个“暗箭”成员，都是他亲手挑选、训练、送出去的，是他们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宝贵眼睛和耳朵。现在，敌人正拿着锄头，要掘掉这些根基。
反制必须立刻开始。
他首先启动了最高级别的“静默”指令。通过数条互不交叉的紧急联络渠道，向所有已知的“暗箭”成员和外围关系发出预警，要求他们近期最大限度减少活动，非必要不传递情报，以“蛰伏”应对敌人的排查。
同时，他指挥手下的反侦察小组，在外围与“樱井”队展开了一场看不见的追逐。你跟踪我的交通员，我就制造假象引你入歧途；你监控死信箱，我就启用备用的流动接头点；你试图通过电话线路监听，我就利用商业电台的公共波段，用约定的商业暗语传递简短的平安信号。
一次，王老蔫通过内线得知，“樱井”队似乎盯上了一个与宋怀仁有过几次正常生意往来的山货商人，怀疑他是抗联的交通员。王老蔫没有立即通知宋怀仁撤离——那可能反而坐实了怀疑。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让另一组人员，伪装成另一支“土匪”武装，在那个山货商人运送一批普通山货出城时，进行了一场“抢劫”，并故意留下一些与抗联完全无关的、属于另一股势力的痕迹。“樱井”队闻讯赶到，调查后认定这是一起普通的黑吃黑，从而排除了那名商人和宋怀仁的嫌疑。
这场在阴影中进行的较量，没有硝烟，却同样惊心动魄，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王老蔫几乎不眠不休，靠着一股狠劲和对敌人行事风格的深刻了解，勉强维持着这条无形战线的脆弱平衡。
然而，他清楚，这种被动的防御和见招拆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敌人的网正在收紧，“暗箭”成员们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孙小虎的暴露，就像第一块被抽掉的砖，谁也不知道，下一块会是谁。
他走到洞口，望着外面沉沉的夜色，眼中布满了血丝。这条无形的战线，比拼的不仅是智慧和勇气，更是意志和耐力。他必须比敌人更有耐心，更狡猾，才能保住这些深埋在敌人心脏里的火种。
而远在珲春的“松风”仓库，依旧像一个沉默的巨兽，隐藏在边境的迷雾中。对它的侦察，因此变得更加困难，也更加紧迫。王老蔫知道，他必须尽快找到突破口，否则，整个“暗箭”计划，都可能面临崩盘的危险。
无形的战线，绷紧到了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