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长平之战。”赵天成继续道，“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卒，直接好处是重创赵国，消除眼前威胁。但机会成本呢？首先是这四十万青壮劳力若是被吸纳，能创造多少财富？其次，也是更关键的，是此举彻底毒化了秦与山东六国的关系，使得‘虎狼之秦’的名声坐实，山东士民对秦的仇恨和恐惧深入骨髓，极大增加了日后统一和统治的难度。若当时能采取分化、奴役甚至部分释放的策略，虽管理麻烦，但或许能减少抵抗，降低未来统治成本。这个被放弃的‘怀柔可能’，其代价，在日后秦末烽烟中，可是用无数秦人的血来偿还的！”
“再看修郑国渠。”赵天成话锋一转，“这工程本身是好事，溉田四万顷，关中成沃野。但修渠耗费的人力物力巨万，这些资源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在那段时间，同样的人力物力，是否可以用于缓解关东初定地区的民生困苦？减少一些赋役，多派一些官吏安抚？或许能缓和一下齐楚之地的怨气，减少一些叛乱的火种？修渠的收益是显性的，但因此可能加剧关东不稳的风险，这隐性成本是否考量过？”
“还有，你们陛下孜孜不倦地求仙问药，渴望长生。”赵天成语气带上一丝讥诮。
“耗费巨资，派遣方士，甚至徐福带童男童女出海……这些资源的直接消耗且不说，其机会成本呢？这些钱财、人力、皇帝的精力心思，如果用在核查郡县账目、整顿吏治、了解真实民情上，能发现和解决多少问题？能避免多少基层的腐败和民怨的积累？求长生的机会成本，或许是帝国治理精力的巨大浪费”
扶苏听得浑身发冷，这些他以往习以为常的国策，在“机会成本”的透视下，纷纷显露出其狰狞的另一面。
“所以啊，”赵天成总结道，语气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苍凉。
“很多决策，表面上算的是直接账，看起来收益大于支出，就干了。但却忽略了那更大、更隐蔽的机会成本！”
他看向扶苏：“一个国家，资源就那么多，时间就那么多，精力就那么多。干了这个事情，往往就意味着干不了别的事情。越是高层，越是战略决策，越要看重这个机会成本！因为它往往决定了国家的长远气运。”
“那……那该如何权衡？”扶苏急切地追问，声音干涩，“诸多可能，纷繁复杂，未来难测，如何能知晓哪一选择之机会成本最低？或哪一选择之净收益最大？”
“问得好，这也是最难的。”赵天成坦言，“没有人能完全预知未来。但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尽量降低犯错概率。”
“第一，拓宽视野，尽量多地识别出所有可能的选择。不要只盯着眼前那一两个明显选项。比如面对匈奴，不要只想到‘打’或‘和’，还可以想到‘互市’、‘分化’、‘筑城缓进’等多种策略。选项越多，比较的基础才越广。”
“第二，尽力评估每个选项的预期收益和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这需要信息，需要调研，需要借助有经验的人。比如要互市，就得了解匈奴真正需要什么，我们能提供什么，风险如何控制。虽然不可能完全准确，但比拍脑袋强。”
“第三，要有比较的意识，强制自己思考‘如果不这样做，最好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它的价值几何？’强迫决策者跳出单一方案的局限。就像商人投资，不能光看一个项目赚不赚钱，还得看同样的本钱投到别的行当能不能赚更多。”
“第四，考虑时间价值。远期的收益和成本，要打折来看。因为远期的变数大，而且眼前的资源是有时间价值的。同样一笔钱，现在能办的事，和十年后能办的事，效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