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柜最左排缺了条腿，垫着本线装《本草纲目》，书页边缘被虫蛀出细孔，“妇人方”三个字被经年的药渍浸成深褐色。有回我偷偷把家里带来的厚字典换上去，当晚就被赵师傅换了回来。他用仅剩的右手摩挲着泛黄的纸页：“这书救过三条命，垫柜脚都比字典有骨气。”
第一次独立配桃红四物汤那天，梅雨季的潮气正从墙缝里渗进来。戥子秤的铜盘映着我冒汗的脸，当归片在盘里轻晃，像些蜷曲的小月牙。
“三钱等于九克，”赵师傅坐在门槛上卷烟，“多一分是谋财，少一分是害命。”我数到第七遍时，护士长的胶底鞋碾过青砖地，带着股来苏水的寒气：“三床等着救命呢！赤脚医生闭着眼都比你快！”
我的手一抖，桃仁骨碌碌滚到柜底，撞在赵师傅的竹烟杆上。情急之下我抓起捣药臼，赤芍在铜臼里碎成红雪，药粉扑得满脸都是，呛得眼泪直流。
“加益母草。”我盯着药方上那行潦草的字，却发现库存牌上“益母草”三个字被红笔划了道斜杠。赵师傅突然扯下墙上的《赤脚医生手册》，书脊裂开的胶水里露出半张泛黄的战地照片——穿军装的卫生员正把烟丝按在伤兵的伤口上，旁边的炮弹壳里插着束野菊花。
“用泽兰。”他的指尖点过药典上的插图，“都是活血的性子，七分像就够，剩下的三分，得靠抓药的人心来补。”那天的药包递出去时，我发现纸角沾着片赵师傅的烟丝，混在当归碎屑里，像点微不足道的星火。
药房隔壁的外科室总飘着血腥味。我常被护士长喊去叠纱布，眼睛却总忍不住瞟向手术台——农民被犁刀割开的小腿肚上，针线穿来穿去，像母亲纳鞋底时绷直的棉线。有次缝合到最深处，那汉子突然打起了呼噜，护士长手没停，嘴里骂着“憨货”，眼里却漾着笑。
夜里我揣了块食堂的猪皮溜回值班室。缝线在油脂上打滑，针尖总扎不准位置，忽然一阵刺痛，拇指被扎穿了，血珠滴在搪瓷盘里，圆滚滚的，正好和旁边的人丹丸一般大小。我盯着那点猩红发呆，想起赵师傅说过“血和药是同源的”，忽然懂了为什么他给伤兵取弹片时，从不用麻药——疼是活人的证明。
针灸是偷着学的。我翻着赵师傅那本缺了页的《针灸大成》，在自己右腿足三里下针。银针颤巍巍扎进去的瞬间，酸胀感顺着骨头缝爬上来，像无数只蚂蚁在啃噬。正咬着牙想拔针，赵师傅掀帘进来了，他空荡荡的左袖管扫过我的手背，递来一根艾条：“关元穴，灸一刻钟。”橘色的火光在阴雨天里明明灭灭，他看着我龇牙咧嘴的样子忽然笑了：“当年在战壕里，这法子救过半个连的冻伤。”
1977年的蝉鸣格外刺耳。医院大喇叭突然响起《歌唱祖国》的前奏，赵师傅正用烟丝给我包扎拇指的针眼。“恢复高考”四个字炸开时，他的烟灰簌簌落在我的药方上。“当年我师傅就是听着战火声学认药的，”他扯下墙上发黄的“大跃进”标语，露出后面用红笔写的“救死扶伤”，“现在该你们听广播声了。”我摸出铁盒里的蝉蜕标本，金壳在暮色里泛着琥珀光。这是上个月整理药柜时偷偷藏的，当时赵师傅用秤杆敲我手背：“残缺处自有道理。”此刻蝉蜕的断翅正卡在《本草纲目》“虫部”那页，像被时光凝固的嘶鸣。
实习最后一天的评审会开在药房隔壁的会议室，天上下着细雨。我蒙眼辨十味药，陈皮的气味混着雨水，让我想起母亲晒药时被雨淋湿的蓝布衫，衣角滴滴答答坠着水，像串没穿好的珠子。当指尖触到最后一味决明子时，革委会主任吴铁山的茶缸“咣当”砸在桌上：“指标要给贫农子弟！”
赵师傅的秤杆突然拍在评审表上，铜星子溅起墨点：“他抓药比你们开会的废话快！”全场寂静中，护士长塞来卷手术缝合线，线轴上还沾着血迹。张院长在楼梯转角拦住我，白大褂上的来苏水味混着墨香。他掌心躺着包决明子，包装纸是半张《人民日报》，上面“恢复高考”的标题被剪得只剩边角，“看清世道，”他指了指窗外正在拆除的标语牌，“也要看清自己——药能治眼疾，治不了人心瞎。”
走出医院时，夕阳把影子拉得细长。赵师傅站在药房门口，左手举着那杆烟秤，空荡荡的袖管在风里轻轻晃。我忽然发现脚尖沾着片当归碎屑，暗红的断面在光线下闪着微光，像把断了的小剑。摸出铁盒里的蝉蜕标本，金壳在暮色里泛着琥珀光。
而此刻，1977年的蝉仍在药柜深处嘶鸣。我攥紧决明子包，听见远处传来高考的钟声，混着中药房里此起彼伏的捣药声，像潮水漫过七十年代的滩涂。雨丝飘进领口，凉意顺着脊梁往下爬，我突然想起赵师傅那本垫柜脚的《本草纲目》——书页间还夹着片干枯的益母草，叶脉里藏着半个世纪的春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