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到八月初，大明南北漕船络绎不绝，比永乐皇帝北伐还热闹。
百姓在岸边看着满载货物的漕船北行，感慨大明的强大，赞叹皇帝的富足。
年轻人则羡慕船工南北闯荡，可以外出长见识。
朱元璋从未鼓励商业，三十税一是个虚幻的数字。
大明朝的物资转运成本高的恐怖，每千里是物资成本的九倍，几乎百里翻一倍。
收税环节多的是，每个乡都有巡检司，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很严格。
丁税一部分上缴，关税是地方所有，保证查的严。
漕船的南北行进时间，以通州到杭州为准，共有120道水关。
一开始民间标准是15天，官府差船标准是10天。
后来又逐渐调整为14天和8天。
漕运总督衙门在淮安，南北一分为二计算。
二百年来都遵循都这个标准，漕船一旦逾期，令牌、文牒、路引全部作废，若无滞留地官方证明，任何水关都可以扣留。
没有出发地官府来认领，船上的人就会被流戍。
能在运河上自由停留的人，向来是特权阶级。
有功名的人、或者有官身的人，一般乡绅都没资格。
这规矩严重约束了物资流动。
又放纵了特权对生产资料的占据。
鲁藩能成为长途漕商，是没人能在成本上竞争过他。
运河南北四千里，沿途只有一个藩王，长吏司利用押解俸禄的名义，可以让漕船自由行走，无需缴任何税。
功名之人也是如此，路引无期限、无地域限制。
但功名之人携带物资和随行人员，如同他们的免税田一样，有个额度上限，不可能一溜船都用一个人担保。
没有份额限制的人，必须是一品大员，拥有三公三少虚衔，只有这类人可以无限担保。
南北武勋不仅可以自己跑，都督府下属就有很多漕船，令牌随便开。
官府当然也可以发放通牒，但地方官府出省很难，与乡绅一样，短途运输很自由，妄图跨省南北通行，要么是政务，要么是中枢衙门。
如此严格的措施，二百年下来，就算田产收税，顶尖豪商大族也会越来越富。
尤其是南直隶，‘内循环’就足够了，远比北方繁荣。
英国公和皇帝让卫时觉‘控制’漕运，不是去控制衙门，打通沿线即可。
生意嘛，有买有卖，渠道畅通，就叫控制。
后军有漕船，有令牌，这是渠道。
有渠道的人多了，物资通行才是买卖。
卫时觉与山东官府交易、与鲁藩合作，顺利打通山东，获得山东物资转卖。
朝中虽然惊叹，却不看好他在南直隶的行为。
孙承宗和皇帝都告诫过小心。
英国公没有告诫，但也做好失败的可能，否则不可能给他名章。
结果让人惊掉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