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限中华国于三日之内，就“无故击沉”大英帝国商船一事，公开道歉，并赔偿白银五十万两。
二、立即交出策划袭击的“凶手”，即大明东印度公司南洋分部的所有负责人，交由英国方面审判。
三、即刻全面开放广州、泉州、宁波三处港口，允许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自由贸易、自由传教，并在此三处港口，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
通牒的最后，写着一句毫不掩饰的威胁：“若以上要求无法得到满足，那么，大英帝国皇家海军的怒火，将烧尽这片东方的海域，直至每一艘悬挂着那面丑陋白虎旗的船只，都沉入海底。”
看完通牒，邓世昌的内心，早已是怒火滔天。这已经不是勒索，而是彻头彻尾的羞辱与宣战。但他牢牢记着顾昭从本土发来的、最高级别的加密电令——“敌不先开火，我不先开火。敌若挑衅，寸步不让。尽一切可能，拖延时间，直至主力抵达。”
他抬起头，平静地看着眼前的英国使者，将手中的通牒，轻轻地放在了桌上。
“贵方的要求，毫无道理，且极度无礼。”邓世昌的声音，沉稳而清晰，不带一丝火气，“首先，关于所谓‘失踪’的商船，你们至今未能提供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其与我方有关。这更像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污蔑。”
“其次，五十万两白银的赔偿，以及交出我方官员的要求，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怀疑贵使是否清楚，你正在对一个主权国家，提出何等荒谬的要求。”
“至于开放港口和治外法权，这更是对我中华共和国主权的公然侵犯。我必须提醒你，这里不是未开化的非洲部落，这里是中华共和国的疆域！”
英国使者显然没料到，眼前这个年轻的东方将领，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如此镇定地逐条反驳。他冷笑一声：“将军阁下，我只是个传信的。我的任务，是带回一个‘是’或‘否’的答复。你要知道，纳尔逊爵士的耐心，是有限的。”
“我的答复是，”邓世昌微微一笑，开始了他“太极推手”式的表演，“此事关系重大，远非我一个代理司令所能决定。我必须立刻通过电报，将贵方的‘要求’，上报南京护国主府。在得到本土的明确回复之前，我无法给您任何答复。”
“你需要多久？”英国使者不耐烦地问道。
“电报的往返，加上内阁的讨论，或许需要四十八个小时，或许更久。”邓世昌摊了摊手，“毕竟，不像贵国，我国的护国主，在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前，是需要与内阁进行充分商议的。”
他巧妙地将皮球踢回了南京，将决策的责任，推给了那个遥远而神秘的“护国主府”，为自己争取到了宝贵的缓冲时间。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邓世昌将这种东方式的博弈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他一会儿派人去和英方交涉，要求他们提供所谓“失踪”船只的详细航海日志和船员名单；一会儿又对英国人提出的“证据”——一块据说是从“失事地点”捞起的船板——的材质和来源，提出了专业的质疑。
他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不急不躁地，用各种看似合理、却又无法立即证伪的程序问题，拖延着病人的发作。
与此同时，他指挥下的南洋舰队，也展开了积极的行动。数十艘航速较快的蒸汽巡洋舰和驱逐舰，如同不知疲倦的猎犬，以“监视海盗活动，确保航道安全”的名义，开始在英国“狮”号舰队的周边，进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骚扰式侦察。
它们时而靠近，时而远离，利用自己灵活的机动性，不断地试探着英国舰队的警戒范围，用测距仪反复测量着对方的舰船参数，并将这些宝贵的一手数据，源源不断地通过电报，发往正在南下的中央特混舰队。
这种“牛皮糖”式的战术，让骄傲的英国人烦躁不堪，却又无可奈何。他们是来打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战的，而不是来和这些小苍蝇玩捉迷藏的。
纳尔逊爵士的耐心，正在被一点点地耗尽。他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东方人特有的、懦弱的拖延战术。
然而，他并不知道，就在他于船长室里，又一次不耐烦地摔碎了一个酒杯的时候，遥远的南海深处，三座如同移动岛屿般的钢铁巨兽，其庞大的轮廓，已经出现在了海平线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