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尚书张缙彦，在自己的值房内，将手中的茶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荒唐！简直是自掘坟墓！滑天下之大稽！”这位执掌大明军事权柄的重臣，气得脸色铁青，胡子都在发抖，“养寇自重，此乃历代之大忌！他顾昭是何居心？我大明立国两百余年，何曾有过将疆土划给反贼的先例？他分明是想让流寇在河南坐大，好让他镇北军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我们绝不能让他得逞！”
聚集在值房内的，还有几位兵部侍郎和京营的总兵。他们义愤填膺的表情之下，掩藏的，却是更为赤裸的私利。
对他们而言，“剿匪”，早已经不仅仅是一项军事任务，更是一门生意，一条财路。每一次朝廷下拨剿匪粮饷，从兵部到地方卫所，层层克扣，雁过拔毛，真正能落到士兵手里的，十不存一。这笔“耗羡”，是他们维持奢华生活的重要来源。
更何况，剿匪还能捞取军功。随便杀几个良冒功，报一个“大捷”，便能得到朝廷的封赏。至于流寇是不是真的剿灭了，根本不重要。甚至，他们很乐于见到流寇“春风吹又生”，因为这样，他们的财路和晋升之路，才能源源不断。
而顾昭的“划区而治”方案，一旦推行，便意味着朝廷将停止向河南大规模派兵，也意味着，兵部将失去最大的一块经费来源和军功产地。这无异于，是断了他们的财路，砸了他们的饭碗！
“尚书大人说的是！”一名总兵咬牙切齿地说道，“我等世受皇恩，食君之禄，岂能坐视此等奸计得逞？那顾昭不过一黄口小儿，侥幸打了几个胜仗，便不知天高地厚，妄图插手我等军国大事！”
“此事，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理！”张缙彦眼中闪过一丝阴狠，“既然陛下被他蒙蔽，下了密诏。我们也不好公然违抗。但是，在执行之中，让他处处碰壁，最终知难而退，还是能办到的！”
一场针对顾昭新政的、无声的围剿，就此拉开了序幕。他们开始有条不紊地，在暗中，为顾昭制造起了重重障碍。
阳奉阴违的第一步，从克扣物资开始。
按照顾昭的计划，第一步便是在河南与山东、南直隶的交界处，建立一条坚固的“隔离带”防线。他为此，特意向兵部申请调拨一批军械、粮草以及建筑材料，用于修筑卫所和碉堡。他要的，并非镇北军使用的新式装备，而仅仅是库房里那些封存的旧式火器和盔甲。
然而，兵部的公文，却以“国库空虚，物资紧张，需优先供给九边”为由，一拖再拖。半个月后，在顾昭的再三催促下，才总算“挤”出了一批物资。可当这批物资运抵天津时，负责接收的军官，脸都气绿了。送来的粮食，大半都已发霉结块，根本不能食用；所谓的兵器，不是锈迹斑斑的破甲，就是连扳机都扣不动的劣质火铳。这哪里是军用物资？分明就是一堆垃圾！
紧接着，便是第二步，在前方制造摩擦。
驻守在河南开封府附近的总兵陈永福，是兵部尚书张缙彦的同年，也是此次阴谋的积极参与者。他接到密令后，立刻点齐了三千兵马，故意打着“清剿残匪”的旗号，大张旗鼓地率军越过了顾昭划定的“绥靖区”界线，主动向一支正在收编小股土匪的李自成部，发起了攻击。
冲突过后，陈永服立刻向朝廷上了一道八百里加急的奏疏，声泪俱下地痛陈，“流寇野性难驯，残暴嗜杀，所谓‘绥靖’，不过是纵虎归山！臣以死进谏，绥靖之策断不可行！否则国将不国！”
这道奏疏，立刻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了那些反对派们，攻击顾昭的最好炮弹。
第三步，更为阴毒，那便是散布谣言，动摇军心。
一股诡异的流言，开始在河南、山东周边的官军中，悄悄地传播开来。
“听说了吗？定国侯跟那闯王李自成，早就私下里勾结好了！”
“是啊，他要把河南划给流寇，就是为了卖掉我们这些非嫡系的官军，好让他镇北军一家独大！”
“咱们在这儿拼死拼活，人家在背后把咱们当牲口一样卖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这些谣言，极具煽动性，精准地抓住了普通官军士兵，对于前途未卜的恐惧和对镇北军的嫉妒心理。一时间，军心浮动，士气低落，为顾昭推行新政，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阻力。
旧有的利益集团，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开始从四面八方，向顾昭这位年轻的改革者，收紧了束缚。他们要用最传统，也最有效的方式，告诉这位定国侯一个道理——在大明，想要办成一件事，比打赢一场仗，要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