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娃事件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巨石，激起的涟漪彻底改变了泾阳惠民医馆的命运。
信任一旦被牢固建立，医馆存在的价值便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展现出来。
曾经门可罗雀的旧驿舍，如今从清晨开门起便排起了等候的队伍。
农人、工匠、妇孺、老者……来自泾阳县乃至周边乡镇的平民百姓，带着各种病痛汇聚于此。他们看中的，不仅是那远比私人郎中和药铺低廉的诊金与药费
这让他们以往“小病拖、大病扛”的境况得到了根本改变，医士们更在其中根据实际状况改进规范、细致且有效的诊疗。
阿禾和他的同僚们忙得不可开交，但秩序井然。问诊、检查、开具由太医署统一监制的成药或汤剂配方，每一步都遵循着培训时学到的流程。
对于常见的风寒发热、腹泻痢疾、皮肉伤损，这些标准化、经过验证的疗法往往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重要的是，医馆建立的简易疫情监测网络开始发挥作用。
一次在邻村小范围出现的痢疾流行苗头，因被医馆派驻的学徒及时发现并上报，阿禾他们迅速携带药物前往处置，指导村民消毒水源，成功将疫情扑灭在萌芽状态，避免了可能的大规模扩散。
试点成功的消息，伴随着详实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通过官方渠道传回咸阳。嬴稷览奏后，龙颜大悦。
泾阳的经验证明，普惠基层的医疗体系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切实可行、利国利民的善政。他当即下旨，扩大试点范围，在关中地区再增设十处惠民医馆，并着手将泾阳的经验总结提炼。
一套初步的制度框架开始慢慢成型：太医署下设“医政司”，专门负责“医士”的标准化培训、分级考核与派遣任职；对官制成药的生产、质检、配送制定了严格的流程；
建立了从郡县到中央的疫情快速上报通道；甚至那部尚在试行中的《医事律例》，也因应出现的实际情况，开始增补关于医疗纠纷调查、仲裁的详细条款。
变化也发生在行业内部。一些思想开明、真正以救死扶伤为念的民间郎中，看到惠民医馆的效果，不再一味排斥，而是开始主动接触。
有的前来交流医术，对官制成药的标准化疗效表示惊讶；有的则试探着询问能否通过考核，也加入医馆体系，或在自己的药铺经销这些效果明确、价格透明的官制药丸散剂。
一股新旧融合、取长补短的微弱趋势开始显现。
然而，阳光之下必有阴影。普惠医疗的推进，不可避免地触动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和社会观念，暗流随之涌动。
传统医家中那些观念根深蒂固的保守派，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无法在疗效上正面抗衡，便开始在舆论上暗中诋毁。坊间渐渐流传起一些谣言：
“官医看病，只会用那几种固定的药方，霸道得很，全然不顾个人体质差异，治标不治本！”
“听说他们用的药都是大批熬制，药性哪比得上我们精心炮制的君臣佐使？”
“去了惠民医馆，小病或许能好，但根基受损，以后更要生大病！”
这些话语，精准地利用了部分民众对“官家”办事僵化、对“标准化”的不信任心理，虽一时难以撼动医馆在平民中的口碑，却在一些较为富裕或保守的阶层中制造了疑虑。
更直接的阻力来自利益受损者。一些原本垄断地方药材供应、抬高药价的地方豪强，或者与某些郎中勾结、靠售卖昂贵甚至无效“秘方”牟利的药铺老板，眼见生意被抢，恨得牙痒痒。
他们不敢明着对抗朝廷政令，便使出各种阴损手段：或散布流言蜚语，或威胁恐吓去医馆看病的佃户，甚至发生过一起医馆仓库夜间被盗，丢失了一批珍贵药材的事件，
虽然后来县衙查办，抓了几个小混混，但幕后主使始终难以揪出。
此外，医疗体系本身的不完善也开始暴露。尽管有《医事律例》，但处理医疗纠纷依然耗时费力。
泾阳医馆后来也遇到了一两例病情复杂、治疗结果不理想的情况，家属情绪激动，闹上医馆。
虽然最终依据律例程序，由县衙召集医官、地方耆老共同勘查裁定，证明了医士并无明显过错，但这个过程本身就耗费了阿禾等人巨大的心力，
也让其他医士行事更加谨小慎微，有时甚至可能因此错失一些风险较高的救治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