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的另一端，一座安保级别更高的部委大院里，红墙灰瓦在上午的阳光下透着庄严的气息，门口的哨兵穿着笔挺的军装站姿如松，连风吹过都没动一下，眼神锐利地扫视着每一个进出的人。
一场关于宏观经济调控与海外资本利用的高规格内部研讨会也正在这里进行。
会议的主席台上坐着的都是国家经济领域、科技领域的顶级大佬，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份厚厚的文件和一个印着部委标识的搪瓷茶杯。
顾岩的父亲，顾振邦，作为主管工业与招商引资的高层也位列其中。
会议进行到自由讨论环节时，一名坐在顾振邦斜对面，同样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者缓缓地开了口。
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支钢笔，不时在文件上写写画画，正是陈望年派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主管外汇管制与海外资本审查的刘副部长。
“最近，社会上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他的声音不急不缓，带着一股明显的敲山震虎的意味，目光扫过全场，“一些所谓的海外爱国华人在国外搞了一些资本运作，赚了点钱就觉得自己掌握了先进经验，想到国内来指手画脚，想用他们那套资本主义的东西来影响我们的经济决策，甚至想争夺经济发展的主导权。”
“我认为，对于这种力量，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钱我们可以要，海外的技术我们也可以引进。但主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绝不能让资本牵着鼻子走，更不能让海外资本影响我们既定的经济发展路线！”
这番话意有所指，在场的很多人都听出了弦外之音。刘副部长嘴里的海外爱国华人显然就是在暗指晏明洲。
会场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有人低头喝茶，有人假装翻看文件，没人敢轻易接话，生怕卷入这场派系之争。
就在这时，顾振邦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轻轻咳嗽了一声，笑着打破了沉默：“刘老总的话，我只同意一半。”
他的声音温和有力，既没有直接反驳，也没有回避问题，恰到好处地掌控了话语权。
“警惕海外资本的风险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一味的排斥、一刀切，恐怕也不是上策，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要打开国门引进来，走出去，关键不是要不要用海外资本，而是怎么用，怎么把它用到刀刃上。”
“我最近看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报告，是一个在海外做金融和科技投资的年轻人写的，里面提到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启发。”他没有看任何人，只是自顾自地说道，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说服力：“报告里说，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之所以能在短短十几年内从一片空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除了他们自身的技术研发投入和工匠精神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的资本和市场，通过引进美国的技术授权在美国市场赚取利润，再反哺国内的研发。但这种过度依赖也像一把双刃剑，一旦美国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随时可以挥起贸易保护的大棒，通过广场协议、反倾销调查等手段，将他们的半导体产业彻底扼杀。”
“所以报告的结论是，真正的强大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完全依附于人，而是在开放合作中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核心技术壁垒和产业链优势。既要学会借船出海，也要守住自己的根。”
这番话精准地击中了在场不少技术派和务实派领导的心坎。
坐在前排的一位两鬓斑白，主管科技与工业发展的副总理，甚至还特意转过头对着顾振邦赞许地点了点头，低声说了一句：“振邦说得有道理，这个思路值得研究。”
刘副部长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握着钢笔的手指紧了紧，却再也没说什么，副总理都表了态，他再反驳就是自讨没趣。
招待所的问询会已经彻底陷入了僵局。
面对那个上交全部财产的致命陷阱，晏明洲只是笑了笑，既没有答应，也没有反驳，只是端起茶杯慢条斯理地喝着茶，偶尔还会用指尖轻轻敲击桌面，节奏缓慢，让对面的人莫名感到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