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记得那只“会说话的猫”，但那件事与玉米地的记忆感觉完全不同。玉米地的记忆如此真实，我能回忆起玉米叶子刮在皮肤上的刺痛，陈婆婆围裙上淡淡的皂角气味，以及被抓住手臂时那种冰凉的触感。
不甘心的我又去问了母亲。母亲笑着摆手：“你这孩子又瞎想什么？你小时候要是差点被人拐走，咱家还不得炸锅？再说陈婆婆走得早，你们俩对她应该没什么印象才对。”
我陷入深深的困惑。如果这件事从未发生，为何我的记忆如此鲜活？如果它发生了，为何姐姐毫无印象？而且陈婆婆的确早在事发前三年就已去世——这是我后来确认的事实。
更奇怪的是，姐姐提到陈婆婆的孙子小宝与我们同龄。我依稀记得那个瘦弱的男孩，他似乎有过一阵子很奇怪的举动，总说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小朋友”，但后来突然就好了。邻居们私下都说陈婆婆“懂点迷信在身上”，会些民间法术，而且似乎预感到自己阳寿不长，把一些本事传给了小孙子。
这段虚实难辨的记忆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我开始避免走近那片玉米地，即使它在我十二岁那年已被推平，建起了小型加工厂。
时间平缓流逝，我上了高中，然后到省城读大学。大二那年的暑假，我回家过中元节——也就是民间所说的七月半。
那天傍晚，我因参加同学聚会回家稍晚，骑电动车经过河滨路时，突然感到一阵寒意。七月的夜晚本该闷热，但这股凉意却刺入骨髓。更诡异的是，我清晰地感觉到有两股冰冷的气流吹在我的后颈上，就像是——有人故意恶作剧般朝我吹了两口冷气。
我猛地刹车，回头望去。空无一人。
“谁？”我声音微颤。
没有任何回应，只有夜风拂过河面的声音。
我又惊又怒，想起小时候听过的各种中元节禁忌，不由得壮着胆子呵斥道：“不管是什么，别来惹我！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滚开！”
说来也怪，在我发怒之后，周围的温度似乎回升了，那诡异的寒意消散无踪。我赶紧骑车回家，一路心有余悸。
随后的几天，我总觉得身体不适，头晕乏力，低烧反复。母亲带我去看医生，开了一些感冒药，但效果甚微。
一天下午，我在客厅打盹，半梦半醒间仿佛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门口。那身形矮小瘦削，像极了记忆中的陈婆婆。我心中一惊，醒了过来，却发现门口空无一人。但奇怪的是，从那之后，我的身体竟慢慢好转了。
这件事后，我对童年那段记忆产生了新的疑问。今年春节回家，我特意拜访了几位老邻居。在与年近八十的李大爷聊天时，我小心翼翼地提到了陈婆婆。
“陈婆婆啊，可是个善心人。”李大爷眯着眼睛，一边喝茶一边说，“她懂得些老法子，专门治小孩吓着、丢魂之类的事。她走的时候才五十二岁，太早了。”
我犹豫了一下，问道：“李爷爷，您记不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六岁那年，有没有在玉米地出过什么事？”
李大爷沉思良久，缓缓道：“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桩旧事。你小时候，咱们这儿确实有过人贩子，一对男女，专门在附近几个村转悠，想拐孩子。有天下午，他们差点得手，不知哪家的孩子差点被拉进玉米地...”
我的心跳加速：“那孩子是不是我？”
李大爷摇摇头：“记不清了，年头太久了。只记得后来那两个人再没出现过，有人说他们失足掉进河里，也有人说他们是被什么东西吓破了胆，连夜逃走了。”
“那...和陈婆婆有关系吗？”我追问。
李大爷突然沉默了，许久才低声说：“有些事，说不清啊。陈婆婆虽然走得早，但咱们这儿的老人都说，她放心不下孩子们，魂儿一直在这片护着...”
这次谈话后，我去了村里的公墓，在陈婆婆长满青苔的墓碑前放了一束野花。站在她的墓前，我忽然感到一种奇特的平静。
也许有些记忆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个可能存在的危机时刻，有人——无论是活人还是逝者——保护了一个孩子的安全。这使我相信，也许爱和守护能够超越生与死的界限。
如今，我依然会想起那片墨绿色的玉米地，想起陈婆婆那声嘶力竭的呵斥：“你们连小孩都不放过！”这段记忆无论真实还是虚幻，都已成我生命的一部分。它提醒我，世间或许真有科学无法解释的守护，而逝去的人，未必真正离开。
玉米地的迷雾或许永远不会散去，但我不再试图完全看清它。有些迷雾，本就是生命与死亡之间一道温柔的帘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