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春阳来得燥烈，正月十五的汤圆甜意还没散尽，上海闸北的巷口就见不到半点雪痕。朝歌膳房墙角的腌菜缸底，倒还凝着层薄冰碴，被正午的日头晒得慢慢冒水汽，像极了巷子里难民们眼里的泪——刚擦干净，又忍不住漫出来。
朱成碧蹲在灶前添柴，松枝在铁锅底烧得噼啪响，火苗舔着锅沿，却暖不透空气里的焦躁。她往锅里撒了把碎红薯干，是上月从浙江逃来的难民手里换的，表皮皱得像老树皮，咬着却有股甜劲，“掺在粥里，能顶饿。”指尖掠过锅沿时，淡金色的“暖身诀”悄悄晕开，让稀粥就算放凉了，喝进肚里也能留股热意——最近来讨粥的人越来越多，晚来的总喝不上热的。
灶台上的粗陶碗摞得老高，碗沿沾着粥渍，是今早难民们用过的。阿福正蹲在旁边擦碗，少年的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冻得发红的小臂，“陈太太，米行王老板说，无锡、嘉兴那边旱得绝收，河底裂得能塞进拳头，连草根都被挖光了。”他手里的布巾磨得发亮，“今早去买米，糙米都涨到三十文一斤了，比上个月贵了一倍，王老板还说，再过些日子，怕是有钱也买不到。”
朱成碧起身拍了拍围裙上的柴灰，走到后院的米缸前掀开木盖——缸里的糙米只剩小半缸，缸底还铺着层杂粮，是去年秋天攒下的玉米和豆子。“粥熬稀点，多掺些井水，能多接济几个人。”她回头喊，“张婶呢？让她把后院的旧草席再铺些，昨晚又来十几个难民，都是从浙江逃来的，挤在柴房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话音刚落，张婶就扶着个拄拐杖的老婆婆进来了。老人穿的蓝布衫破得露了棉絮，布鞋磨得脚趾都露在外面，裹脚布黑乎乎的，渗着暗红的血。她怀里紧紧抱着个瘦得脱形的小女孩，孩子的脸蜡黄，嘴唇干裂得渗血，闭着眼睛，嘴里喃喃地喊着“水……水……”
“这是袁阿婆，从绍兴逃来的，”张婶抹了把额头上的汗，声音发颤，“说家里的三亩田全枯了，去年冬天就没下过雪，开春又没雨，稻种撒下去全晒死了。老伴饿死前，把最后半块糠饼塞给孩子，自己嚼观音土撑了三天，最后胀死在自家门槛上……”
袁阿婆听到“老伴”两个字，突然扑通跪在地上，拐杖摔在青砖地上发出闷响，“姑娘，求你给口热的，孩子快不行了……我老婆子贱命一条，死了就死了，孩子还小啊……”
朱成碧赶紧上前扶住她，膝盖刚碰到地面，就被袁阿婆的手攥得生疼——老人的手枯瘦如柴，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土。她转身舀了碗温粥，吹凉了递到孩子嘴边，又用指尖轻轻点在孩子眉心，一缕极淡的仙力缓缓注入：“别怕，孩子能救回来。”
孩子的喉咙动了动，终于喝下了第一口粥，眼睛慢慢睁开，怯生生地看着朱成碧。袁阿婆见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青砖上：“谢谢姑娘，你是活菩萨啊……”
陈玄这时从巷口回来，灰布棉袍上沾着些草屑，左胳膊肘处还蹭了块黄土——是从租界外的难民营回来的。他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申报》，头条标题印得漆黑，旁边的小字却更刺眼：“浙西大旱，饥民载道，卖儿鬻女者日众，沿途饿殍相望”。
“租界里的甲戌全浙救灾会在募捐，”他把报纸拍在案上，声音沉得像铅块，“但捐的钱连买洋米的零头都不够。粮商们全在囤货，说要等南洋的米船到，到时候至少涨三倍价。刚才在难民营看见，有个妇人把三岁的儿子卖给了洋行买办，就换了两斤发霉的高粱米。”
他顿了顿，往门外瞥了眼，压低声音：“还有更糟的——日本特务在闸北查得紧。今早码头的王师傅偷偷跟我说，昨晚巡捕房抓了十几个‘共党嫌疑’，连带着抄了三家杂货铺，说是藏了秘密电台。现在街上全是穿黑衫的便衣，见了外地人就盘查，问不清来路就抓走。”
朱成碧手里的粥勺顿了顿，粥沫子溅在灶台上，很快凝成小水珠。她想起去年冬天送物资时见过的地下党联络员，总爱揣着个铜制烟盒，里面藏着用米汤写的密信。“咱们藏在腌菜缸底的草药，没被发现吧？”她问。
陈玄点头，走到腌菜缸边掀开木盖——缸里铺着三寸厚的粗盐，盐粒下藏着用油纸裹得严实的草药，是老魏上月从皖南送来的柴胡和金银花，“放心，用油纸裹了三层，上面压着咸菜，就算查到也只会以为是腌菜。只是以后送物资得更小心，杜先生说，日军在吴淞口加了岗，连板车都要翻查，连坛底都得敲敲。”
入夏后，天热得像着了火。上海的气温飙到了华氏九十九度，墙角的青苔全枯成了灰黄色，连井里的水都带着股热气，喝着像温吞水。朝歌膳房的粥厂从每天两锅改成三锅，锅也换了更大的，却还是不够分。
难民们挤在巷口的老槐树下，有的躺着呻吟，有的抱着孩子发呆，不少人身上长了恶疮，溃烂的伤口流着脓水，苍蝇围着嗡嗡转。张婶带着巷里的三个寡妇，坐在院里的树荫下缝草席，指尖被针戳得流血，就用唾沫抹抹，接着缝。
“昨儿个收了个女娃，才五岁，”张婶咬断针线，拿起另一根线，往舌尖上蘸了蘸，“娘在路上生了急病，咳嗽得厉害，没挺过来，就埋在路边的乱葬岗。孩子抱着娘的尸体哭了一夜，现在连自己叫啥都忘了，只知道跟着人走。”
阿强挑着水桶回来，桶沿的绳子勒得肩膀通红，印出两道深痕。桶里的水浑浊，还飘着几片浮萍——这是从三里外的臭水沟挑来的，井里的水早就不够用了，每天得排队才能打半桶。
“陈老板，李老板的布庄被查了！”他把水桶墩在地上，水花溅了一地，“早上路过时，看见日本兵把布全往卡车上搬，李老板拦着不让，被日本兵用枪托打了，现在躺在家里起不来。伙计说，是有人举报李老板私藏抗日物资，其实就是想抢他的布。”
陈玄一听，转身就要去看李老板，刚走到门口，就被两个穿黑衫的便衣拦住了。“干什么的？”领头的三角眼扫过他的棉袍，眼神像刀子，“最近闸北不太平，跟我们去巡捕房一趟，问话！”
陈玄攥紧袖底的仙力，指节泛白——他能轻易制服这两个便衣，但现在动手，只会给膳房和难民招来麻烦。正想找借口脱身，巷口突然传来骚乱，喊叫声、哭喊声混在一起。
“抢米啦！抢米啦！”有人喊。
两个便衣对视一眼，拔腿就往巷口跑。陈玄趁机拉着朱成碧躲进了旁边的杂物间，隔着木板缝往外看——几个难民冲进了巷口的粮店，抱着米袋就往外跑，粮店老板举着账本追出来，哭喊着：“我也是没办法啊！进价涨了五倍，再卖平价我要饿死了！”
巡捕很快赶来，手里的警棍往难民身上招呼，打得难民们头破血流，米袋掉在地上，白花花的米撒了一地。一个巡捕一脚踹翻粮店老板，吼道：“少废话！日军说了，敢哄抬物价的，一律抓起来！你这粮店，先关三天再说！”
粮店老板坐在地上，看着撒在地上的米，眼泪掉了下来：“关了店，我一家老小怎么活啊……”
“这世道，做买卖的难，逃难的更难。”朱成碧轻声说，指尖冰凉。
陈玄握住她的手，仙力传来些许暖意：“李老板的布没了，咱们就用旧衣服改棉衣；米不够了，就去郊外挖野菜掺着煮。总会有办法的，别慌。”
七月的一天，天阴得像要下雨，却没掉一滴泪。一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朝歌膳房。他的左臂缠着绷带，渗着血，脸上有块烧伤的疤痕，从额头一直延伸到下巴，看着有些吓人。
“能给口饭吃吗？”年轻人的声音沙哑，像是被烟熏过。
朱成碧递给他一碗粥，又拿了个冻豆包。年轻人接过，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差点噎着。缓过劲后，他才说自己叫阿贵，是从东北土龙山逃来的。
“日军强征我们去修机场，把我们关在茅草棚里，吃发霉的高粱米，每天干十五个时辰的活，”阿贵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有人累死了，就直接埋在机场底下，连块碑都没有。我们暴动那天，我爹为了掩护我，被日军的飞机炸死了……我逃出来时，身上还带着弹片，走了三个多月才到上海。”
他从怀里掏出块染血的粗布，上面绣着个极小的“安”字，布边已经磨得毛糙。“这是我在飞机堡的废墟里捡的，”阿贵的眼泪掉在布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应该是你们缝的棉衣碎片吧？张营长他们在长城打鬼子，我们在东北也在拼，可为啥日子还是这么苦？为啥鬼子还没被赶走？”
朱成碧接过布片，小心地收进账本里——账本里还夹着去年的枫叶和张营长的信。“因为我们还没放弃，”她轻声说，“只要有人还在拼，有人还在帮，就有希望。就算希望再小，也能撑着人活下去。”
那天晚上，陈玄把后院的柴火棚收拾了一下，铺了层稻草，让阿贵住了进去。阿贵会修农具，第二天就帮着膳房修好了漏水的粥锅，还在院角搭了个简易的灶台，让难民们能自己煮点热水。
入秋后，旱情没缓解，时局反而更乱了。日军在淞沪沿线修工事，强征民力，不少青壮年被拉去挖战壕，有的再也没回来。闸北的特务越来越多，经常半夜破门查户，手里拿着“可疑人员名单”，见了名字对得上的，就直接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