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心殿内，更漏声滴答作响，敲打着寂静的夜，也敲打着景琰纷乱的心。案头堆积的奏章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朝局停滞而增添了更多请旨、诉苦乃至暗中施压的折子。他提起朱笔，却觉重若千钧，每每落下，都仿佛能听到各方势力在纸背后的窃窃私语与无声冷笑。
林夙那封密信的内容，如同烙印般刻在他的脑海里。信中所指出的几个关键节点——漕运账目的蹊跷、永昌伯与代王之间隐秘的资金往来、以及几位清流领袖看似光风霁月实则与地方豪强勾连的证据——都精准地戳在了当前僵局的痛处。林夙甚至预判了对手接下来可能采取的几步动作，并附上了相应的反制策略。其眼光之毒辣，布局之深远，令景琰在心惊之余，更感一种深切的无力。
他不得不承认，林夙是对的。冯保递上来的东厂简报，与林夙信中所言相比，简直如同孩童的涂鸦，浮于表面，避重就轻。没有林夙那双能洞察幽冥的眼睛和那双敢于搅动浑水的手，他这位皇帝，就像被蒙住了双眼，捆住了双手，困在这金碧辉煌的牢笼之中。
“陛下，夜深了，该安歇了。”首领太监再次轻声提醒，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的担忧。
景琰挥了挥手，示意他退下。安歇？他如何能安歇？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沉重的雕花木窗。夜风带着寒意涌入，吹动他明黄色的袍角。放眼望去，宫墙重重，殿宇森森，这偌大的皇宫，这万里江山，此刻却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他曾以为，坐上这九五至尊之位，便能乾坤独断，实现抱负。可如今，他才真切地体会到，皇权并非无所不能。它被无数的规则、势力、人情和舆论所束缚。他需要平衡，需要制衡，需要在这错综复杂的网中寻找那一线生机。
而林夙，曾经是他最快、最利的那把剪刀。可现在，这把剪刀不仅会剪断敌人的网，也可能伤到他自身，甚至可能反噬。
次日，景琰试图绕过东厂，直接通过内阁和六部推动一些新政的细则。他召见了首辅方敬之与几位相关尚书，商议漕运改革的具体方案。
然而，会议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泥沼。
户部尚书钱有道首先叫苦，列举了改革可能导致的漕粮征收、运输环节增加的“成本”与“困难”，言外之意便是需要朝廷投入更多钱粮，或者延缓改革步伐。
工部尚书则强调河道疏浚、船只修缮的工程量巨大，非一朝一夕之功，暗示欲速则不达。
而涉及到利益重新划分的关键环节，几位大臣更是互相推诿、语焉不详，要么声称需要进一步“核查”，要么表示需与地方“协商”。
景琰坐在御座之上，看着下方这些须发皆白、老成持重的臣子们，他们语气恭谨，理由充分，仿佛每一步都是在为朝廷、为百姓考量，可那字里行间透出的拖延与阻力，却像无形的墙壁，将他隔绝在外。
他忽然想起林夙在时。若是林夙在此，根本不会与这些人多做口舌之争。东厂的缇骑早已出动，相关的账册、证据恐怕已经摆在了他的案头。那些阳奉阴违的官员，此刻或许已在诏狱中瑟瑟发抖。虽然手段酷烈，引得朝野非议，但效率却是毋庸置疑的。
而现在，他试图遵循“正道”，试图用仁德和道理来说服这些臣子，换来的却只是无休止的扯皮和停滞。
“此事……容朕再想想。”景琰最终疲惫地结束了会议，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攫住了他。
他意识到，离开了林夙的“恶名”和铁腕，他所谓的帝王权威，在这些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和既得利益集团面前，竟是如此苍白无力。他们不怕一个讲道理的皇帝，却怕一个不按常理出牌、手握利刃的权宦。
与此同时，后宫也不让他省心。太后昨日又召见他，言语间除了关心他的子嗣问题，更是委婉地提了几位家世显赫的待选秀女，其背后的家族，无一不是新政的反对者。就连一向温婉的皇后苏静瑶，也在一次闲谈中，似是无意地提起某位勋贵之女“性情温顺，知书达理”。
前朝与后宫，仿佛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四面八方向他收紧，让他窒息。
就在景琰深陷困境，几乎一筹莫展之际，一封新的密信，再次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御案上。依旧是那熟悉的、略带潦草却风骨犹存的字迹，依旧带着那股淡淡的药味。
景琰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拆开了它。
这封信的内容，比上一封更为具体，也更为……致命。
林夙在信中，没有再多做形势分析，而是直接附上了一份清单的摘要和几份关键证据的影印副本。那清单上罗列的是永昌伯近年来通过非法手段兼并的土地、偷漏的税款，以及几笔数额巨大、来源不明的资金流向，最终指向了代王在封地的某些“逾制”之举。而附带的证据里，甚至有一封永昌伯与代王门下清客的密信残篇，其中提到了“朝中动向”、“静待时机”等模糊却引人遐想的字眼。
这些证据，并非完全无懈可击，有些甚至需要进一步查证。但它们像一把淬毒的匕首，精准地指向了目前最为活跃、也是对新政反对最为激烈的永昌伯，以及其背后若隐若现的代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