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大典的喧嚣和论功行赏的热潮渐渐平息，华朝这台新生的国家机器开始尝试着缓缓运转。然而，一个关乎国本、牵动无数人神经的重大议题，迅速被摆上了台面，在新朝高层内部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定都。
是继续沿用前朝旧都北京，还是另择新地，重立乾坤？
这个问题，远非简单的城池选址，其背后牵扯着军事安全、经济命脉、政治平衡、乃至意识形态的正统性，瞬间在华朝初立的朝堂上撕裂出不同的阵营，引发了汹涌的暗流。
第一次正式朝议，紫宸殿便成了辩论的战场。
率先出列的是以新任京畿卫戍都督、武威侯李铁为首的北方将领集团，他们的态度简单直接而强硬。
李铁声如洪钟，几乎是吼着陈述理由：“这还有什么可争的？京城就在这儿！城高池深，宫阙现成！咱们的根基在北边，将士的家小也多安置在附近！北疆还有蛮族那群杀才虎视眈眈，都城放在这里，就是告诉它们，咱华朝的刀把子就顶在它们喉咙眼上！谁敢龇牙，大军朝发夕至，直接碾过去！迁都？迁到南边那软绵绵的地方去？怕不是骨头都要待酥了！俺看谁提迁都，就是畏战，就是想躲清闲！”
他的观点立刻得到了一大批武将的附和。对他们而言，北京是胜利的象征，是经营已久的根据地，更是直面最大外部威胁的前线指挥部。迁都，意味着战略重心的南移，意味着他们这些北方将领影响力的相对下降，这是他们绝不愿看到的。
紧接着，以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周廷璧为代表的一批文官（多为南方籍或倾向于联系南方的官员）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周廷璧言辞恳切，引经据典：“陛下，李都督所言虽有其理，然则治国之道，非独恃武力。北京偏于北隅，漕运艰难，每年数百万石粮米皆需由南方千里转运，耗费巨大，前朝为此耗尽民力，此乃一大弊也。且北方历经战乱，民生凋敝，物资匮乏，若定都于此，朝廷用度何以支撑？”
他话锋一转：“反观江南，鱼米之乡，物阜民丰，漕运四通八达。且南方乃天下财赋之重地，如今虽未完全归附，正因如此，更需天子坐镇，以示重视，方可更快收服人心，稳定半壁江山。譬如汉高祖定都长安，控驭四方；宋室南迁临安，亦保百年社稷。此乃权衡利弊，立足长远之策也。或可选洛阳、开封等中原腹地，亦比北疆更为适中。”
他的主张，着眼于经济命脉、后勤保障以及对未完全控制的南方地区的震慑与整合。这同样赢得了不少文官，尤其是江南籍官员的暗中支持。
然而，立刻又有第三派声音响起，以一些前朝遗老和注重“天命”“正统”的官员为主。他们既不同意留在北京（认为前朝在此亡国，不祥），也反对迁往江南（担心偏安一隅，重蹈南宋覆辙）。
一位老臣颤巍巍出班：“陛下！北京乃前元、前明旧都，然二世而亡，国祚不长，恐非善地。江南虽富，然脂粉之气过重，恐消磨英雄之志。老臣以为，当效仿三代、汉唐，回归中原！长安、洛阳，乃华夏正统所系，王气所在！定都于此，方能昭示新朝承袭华夏正统，坐镇天下之中，抚驭四方！”
这一派看似折中，实则更加理想化和困难。长安、洛阳早已不复隋唐盛况，城池宫阙残破，基础设施衰败，若要重建，耗费的人力物力将是天文数字，对于一个新生的王朝而言，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
朝堂之上，三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武将们强调军事和安全，嗓门洪亮，气势逼人。
文官们强调经济和治理，引经据典，滔滔不绝。
遗老们强调正统和象征，情怀满满，却难以落地。
争吵从朝堂蔓延到私下，各方都在极力争取支持，尤其是那位端坐龙椅、至今未明确表态的启明皇帝江辰的支持。
这场争论背后，更是赤裸裸的利益和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
若定都北京，以北疆为重心，则军方，尤其是北方将领集团的权势将如日中天，成为新朝最强大的力量核心。
若迁都江南，则文官集团、特别是与南方经济息息相关的官僚和士绅的影响力将极大提升，甚至可能反过来制约武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