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戏是一个特殊的剧种，俗称“山秧歌戏”，实际上唱腔与河北梆子戏差不多，基本上就是梆子戏的变种，只在我们这一带不多的几个村子里流行。
听老人们说，原来有一条古道从我们这里穿过，我们村原来是从西北通往丰州，连接华北大平原交通要道上重要的一站。凤凰山居高临下，古道穿山而过，在山垭之处是一个天然的隘口，原来建有一座关城，扼守在古道的咽喉之处。在明代的时候，朝廷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派兵在这一带戍守，归紫荆关总兵府管辖，我们的祖先就是驻守在凤凰山关城的将士。
现在那座关城虽然已经毁得差不多了，但是断壁残垣还在，依然能够看出当年的雄姿。当时朝廷实行“南兵北戍”，这里的守关将士都是从南方调来的。
当时明朝军队实行“军户制”，一入军籍就要世代为军。家属随军，在距离关口不远的地方安下居民点，战时为军，披挂上阵；平时为民，屯垦耕种，这样既保证了兵员，又保证了粮饷供应，因为家属随军，将士们可以安心驻守，一举多得。谁开垦出来的土地谁耕种，也不用给官府交税，更不用去服徭役，行政事务都不归县衙门管，而是归属于紫荆关总兵府，就像现在的军队大院儿一样。
后来，这些守关口将士的后裔逐渐的在这一带繁衍成村，我们刘家村，还有附近的王家岭、松树坨、大西峪、胡鞍子都是军户成村。后来到了清代，国家大一统了，我们这一带的关口就失去了防守的意义，这才划归了地方。
据说我们现在所唱的这种戏是明朝初期，由守关口将士从南方带过来的，到了这里逐渐的和当地的梆子戏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戏剧种，只在我们这几个“军户村”流行，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山秧歌”戏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唱念做打舞，表演丰富，曲调多样，号称有“九腔十八调”，并且伴奏的文武场齐全，和京戏、梆子之类的大戏没什么两样。所演的剧目据说原来有二百多个，大部分是从别的剧种移植而来的，也有自己独特的剧目；既有成本大套，三天三夜也唱不完的大戏，也有仅能演半个钟头的小戏，还可以把一出大戏拆开来演，各自成章的折子戏。
我知道的剧目有：打金枝、桃花庵、彩楼配、平贵别窑、大登殿、绣鞋记、双元公主、茶瓶记、孙济皋卖水、花瓶记、花田错、打狗劝夫、柜中缘、小借年、采桑记、红娘、白马庵、王大娘锔缸、打面缸、豆汁计、三不愿意、春香闹学、三娘教子、马前泼水、春草闯堂、汾河湾、赵连璧借粮、曹庄杀妻等等。解放以后，为了配合《婚姻法》的宣传，戏班子还排演过《小女婿》、《柳树井》、《小二黑结婚》的剧目，在“四清”的时候又排演过《会计姑娘》、《箭杆河边》。文革时期大唱样板戏，村子里剧团又排演了《红灯记》等现代戏。
由于没有剧本，这些剧目完全是口传心授。俗话说“子弟传子弟，越传越不济”，到了师父这一代能演的戏还有四十几个，到了我这一代，会唱的戏也就有十来个，据说我的大师兄会得多一些，但是也就是二十来出戏。
我们村的戏台据说是建于明代末期，就在娘娘庙的对过。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建筑，台基有三尺多高，上面是面阔三间勾连搭式的大房子，前面没有遮挡，只有两根明柱，原来上面有一副对联“金榜题名虚富贵；洞房花烛假姻缘”，横批是一块匾，挂在房檐底下，上写“歌舞升平”四个大字。在中间一道单坯墙把戏台隔出了前后台，戏台左边是上场门，右边是下场门，门额上分别写着“出将”、“入相”。后台是演员化妆的地方。
这座戏台原来每过几十年就要重修一次，所需费用由全体村民集资。戏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变成了生产队的仓库，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又重新用于演戏，这几年又荒废了。虽然从日本侵华之后就一直也没有再重修过，但是现在保存还基本完好。
在过去的岁月里，戏台所在的地方无疑是整个村子最为热闹喧嚣的场所。每当唱戏的日子来临，村民们都会像被磁石吸引一般，纷纷涌向戏台。
而唱戏的日子，其实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通常情况下，这些日子都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分别是逢年过节以及每年的四月初一。这两个时间节点对于村子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逢年过节，本就是阖家团圆、欢乐喜庆的时刻，而唱戏则为这份欢乐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氛围。村民们在忙碌了一年之后，终于可以放下手中的农活，尽情享受这难得的闲暇时光。
至于四月初一，则是村子里祭祀娘娘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会怀着虔诚的心情，向娘娘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唱戏，则成为了祭祀仪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戏曲的演绎，表达对娘娘的敬意和感恩之情。
每到这些特殊的日子，村子里的戏班子便会登上戏台，为村民们献上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演出。他们用婉转的唱腔、优美的身段，将一个个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让观众们沉浸其中，如痴如醉。
特别是在过大年的时候，从初一要一直唱到初五，唱完了日场唱晚场，剧目不带重的，村里的乡亲们很多都把自己家的亲戚、朋友接来住上几天，就为了听我们村的戏。邻近村子的乡亲们每天也都有不少人前来听戏，观众可达三四百人。到了初六戏班子就被别的村给请走了，到外村去唱戏了。解放以后，村子里的群众大会也大多数在这里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