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散尽的太行山，迎来了一个格外清冷的早晨。林峰和赵刚没有留在司令部听取那些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带着几名警卫员，踏上了前往反扫荡中受损最严重的区域——位于平山与灵丘交界处的“石疙瘩村”的路。
一路行来，满目疮痍。被炮火掀翻的田地，烧得只剩下焦黑框架的房屋，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血腥与硝烟混合的刺鼻气味。偶尔能看到三三两两的村民，在废墟中默默地翻捡着，试图找出些许还能使用的家当。他们脸上没有泪水，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坚韧，以及看到林峰一行人时，眼中骤然亮起又迅速黯淡下去的复杂光芒——那里面有信任，有期盼，但更多的是一种深切的悲恸。
石疙瘩村的情况更为惨烈。大半个村子已被焚毁，残垣断壁间，幸存的几十名村民正在几位区干部的带领下，清理着瓦砾。一个失去一条胳膊的老汉，用剩下的手死死攥着一把烧焦的麦穗，眼神空洞地望着曾经是家的方向。几个孩子衣衫褴褛，瑟缩在临时用破席子搭起的窝棚下，小脸冻得发青。
看到林峰和赵刚，村长，一位头发花白、背脊却挺得笔直的老党员，踉跄着迎了上来，未语先哽咽：“司令员，政委……你们……你们可来了……”
赵刚快步上前，紧紧握住村长粗糙干裂的手，声音低沉而有力：“老村长，乡亲们受苦了！我们来了，党和纵队，绝不会丢下任何一个乡亲！”
林峰的目光缓缓扫过这片焦土，扫过每一张饱经苦难的面孔，他的心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沉甸甸的痛。胜利的喜悦在此刻荡然无存，只剩下沉甸甸的责任。他走到那片窝棚前，蹲下身，摸了摸一个孩子的头，将随身带的干粮塞到他手里。
“孩子，冷吗？”
那孩子怯生生地接过干粮，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最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一哭，仿佛引燃了导火索，周围压抑的哭声顿时响成一片。
林峰站起身，对随行的干部和围拢过来的村民，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心：“房子，烧了，我们重新盖！田地，毁了，我们重新种！只要人还在，只要咱们太行山的脊梁不弯，天，就塌不下来！我林峰在这里向乡亲们保证，党和纵队，一定带领大家，把家园建得比以前更好！”
林峰的承诺，迅速化为根据地政权高效运转的行动。
救灾如救火。由纵队供给部、地方政府和各级武委会联合组成的“战后救济委员会”立刻成立。一批批从日军手中缴获、以及从根据地库存中紧急调拨的粮食、食盐、布匹，通过支前队伍，火速运往各个受灾村镇。
在石疙瘩村，第一批救济粮和搭建窝棚的木材、茅草当天就送到了。妇女们领到了黑豆和高粱，眼中终于有了点活气。青壮年在干部的带领下，砍树、和泥，开始修建能抵御风寒的简易住房，虽然简陋，但至少是个遮风挡雨的“家”。
卫生队的身影活跃在各个村庄。他们用简陋的器材，为受伤的群众清洗、包扎伤口，用有限的药品治疗疾病，更重要的是，他们指导群众清理水源，掩埋秽物，喷洒石灰水消毒，严防大灾之后可能出现的疫情。一位从北平投奔而来的年轻女医生，不顾自身疲惫，连续数日奔波在各个伤员之间，她的专业和奉献，赢得了乡亲们发自内心的尊敬。
“救灾不救穷”，这是林峰和赵刚的共识。单纯的救济只能解一时之急，恢复生产，让群众自己能“造血”，才是根本。
春耕不等人。尽管许多农具在扫荡中被毁，耕牛被抢被杀，但根据地的组织力量显现出来。政府发放了从敌占区秘密购买和兵工厂简易修复制造的锄头、铁锹。没有牛，人就当牛！各村组织了“互助耕田队”，人力拉犁，口号声响彻山野：“多刨一镐头，多打一升粮，多一分打鬼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