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我不知道我们在这座废弃的宅院里躲了多久。
三天？还是五天？
时间失去了意义。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
徐知微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的时候，她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只是用那双依旧明亮的眼睛看着我，眼神复杂。昏迷的时候，她依旧会呓语，叫着我的名字，说着“对不起”。
我们带来的那点食物和清水很快耗尽了。
我必须出去寻找吃的和水。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决定。我一个瘫痪的人，在街上爬行，无异于自寻死路。但我没有选择。
在一个天色灰蒙蒙的清晨，我安顿好依旧昏睡的徐知微，将一把之前找到的，生锈的剪刀紧紧攥在手里，然后用双臂支撑着身体，艰难地爬出了这座院子。
街道上空无一人，到处都是断壁残垣，烧焦的木头，散落的杂物，还有……随处可见的，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尸臭味，令人作呕。
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小心翼翼地沿着墙根爬行，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我不敢走远，只在附近的几处看起来被洗劫一空的民居里搜寻。
幸运的是，我在一处坍塌了半边的厨房角落里，找到了一小袋没有被完全烧毁的米，还有半缸浑浊的，带着泥沙的积水。
我如获至宝，将米袋死死抱在怀里，又用自己的外套浸透了水，然后艰难地往回爬。
回去的路上，我听到不远处传来日本兵的嬉笑声和女人的哭喊声。我吓得魂飞魄散，死死地贴在墙角的阴影里，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
直到那些声音远去，我才敢继续移动。
短短几百米的路程，我爬了将近一个小时。当我终于回到我们藏身的那间厢房，看到徐知微还安然地躺在那里时，我几乎要虚脱过去。
我把找到的米用水泡软，一点点喂给清醒过来的徐知微。她吃得很艰难，但最终还是吃下去了一些。
我们靠着这点微不足道的食物和浑浊的积水，艰难地维系着生命。
在照顾徐知微的过程中，我那颗被仇恨填满的心，似乎在一点点发生着变化。
我看着她虚弱地靠在我怀里，像一只寻求庇护的幼兽；我听着她在睡梦中无意识地抓着我的衣角；我感受着她生命的脆弱和顽强……
恨，依旧存在。但它不再是我生命的全部。
它混合了太多其他的东西：依赖、怜悯、责任，还有那种在生死边缘被无限放大的，扭曲却无比真实的……爱。
我们像两只互相撕咬得遍体鳞伤的野兽，在寒冬来临之时，不得不依偎在一起，靠彼此的体温取暖。
她说得对。
我们非倾城不能恋。
我们的恨，只有在国仇家恨这根最尖锐的刺上，才能发出最凄厉，也最动听的歌唱。
（十二）
徐知微的伤口在缺乏有效药物治疗的情况下，愈合得很慢，并且开始发炎化脓。她的高烧反反复复。
我知道，再这样下去，她撑不了多久。
我们必须冒险离开南京。
这个决定无比艰难。离开相对熟悉的藏身之所，进入更加不可控的外界，风险极大。但留下，同样是等死。
我开始利用出去寻找食物和水的机会，更加留意外面的情况，试图找到一条可能的生路。
我从一些同样躲在废墟里的，惊魂未定的市民只言片语的交谈中得知，下关码头那边，似乎偶尔有外国人的船只或者红十字会的救援船在设法撤离难民，但防守极其严密，很难靠近。
这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
我回去和稍微清醒一些的徐知微商量。
她虚弱地靠在墙上，听完我的想法，沉默了许久，然后缓缓点了点头。
“听你的。”她说，声音微弱，却带着全然的信任。
这个认知，让我的心微微一动。
我们开始做准备。其实也没什么可准备的。我把找到的所有能吃的——一小把米，几块干硬的，不知从哪里找到的饼饵——都包起来。用找到的一个破瓦罐装满了水。
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移动徐知微。
我瘫痪，她重伤，我们都无法行走。
最终，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在院子里找到了一块破旧的门板，又找到了一些还算结实的绳子。我让徐知微躺在门板上，然后用绳子将门板的一端绑在我的腰上。
我将用我的双手，拖着这块门板，拖着她，一起离开这座死亡之城。
这是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但我别无选择。
在一个雾气弥漫的清晨，我们出发了。
我双手撑着地，用尽全身的力气，拖动着我毫无知觉的下半身，以及身后那块承载着徐知微生命的门板。
门板在满是瓦砾和尸体的街道上摩擦，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响，在这死寂的清晨，显得格外刺耳。
我拼命地爬着，不敢停歇。手掌早已被粗糙的地面磨破，鲜血淋漓。手臂酸痛得仿佛不属于自己。汗水混合着灰尘，流进眼睛，又涩又痛。
徐知微躺在门板上，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的时候，她会用那双盈满水光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我爬行的背影，一言不发。
我们穿过废墟，绕过燃烧的房屋，躲避着偶尔出现的日本巡逻队。
南京城，这座六朝古都，如今已成人间炼狱。随处可见惨绝人寰的景象，冲击着我们的神经。我们麻木地爬行着，求生本能是支撑我们前进的唯一动力。
我不知道爬了多久，也不知道方向对不对。我的意识开始模糊，全凭着一股意志在支撑。
我不能停下。停下，就是死。
为了我，也为了她。
我们之间的恨与爱，在这漫长的，通往未知希望的爬行中，彻底地交织在一起，再也分不清彼此。
（十三）
当我们终于远远看到长江，看到下关码头那片混乱的景象时，我已经几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码头上人山人海，哭喊声、叫骂声、汽笛声混作一团。人们像疯了一样涌向停靠在江边的几艘悬挂着外国国旗的船只。日本兵在周围设立了警戒线，虎视眈眈，时不时对试图强行冲卡的人开枪。
希望近在咫尺，却又仿佛远在天涯。
我拖着徐知微，躲在离码头还有一段距离的一处残破的建筑物后面，绝望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我们怎么过去？就算过去了，又怎么能挤上船？
“未未……”徐知微不知何时醒了过来，她看着码头的景象，眼中也闪过一丝绝望，她挣扎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放下我……你自己……想办法……”
“闭嘴！”我厉声打断她，声音因为脱力和激动而颤抖，“我说过，你欠我的，没还清之前，不准死！也不准让我丢下你！”
她看着我，眼圈红了，最终，闭上了嘴，也闭上了眼睛，两行清泪从眼角滑落。
我观察着码头的情况，发现有一处地方，防守似乎相对薄弱一些，是一些外国记者和红十字会人员聚集的地方，日本兵的态度没有那么粗暴。
也许，那里有一线生机。
我深吸一口气，积攒着最后的力量。
“抓紧了。”我对徐知微说，然后，拖着门板，朝着那个方向，开始了最后的冲刺——如果我这蜗牛般的爬行也能被称为冲刺的话。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拼命地爬着，无视了手掌传来的剧痛，无视了几乎要断裂的手臂，无视了周围的一切。
有日本兵注意到了我们，举起了枪，嘴里叽里呱啦地吼叫着。
我没有停下。
有难民看到我们这奇怪的组合，投来或同情或麻木的目光。
我没有停下。
我的眼里，只有那个可能带来生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