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微光寻路
表姨家的日子，安静得让人心慌。
这里没有猪叫，没有邻居的喧哗，只有山风穿过竹林的声音和偶尔的鸡鸣犬吠。时间仿佛被拉长，每一分每一秒都成了对刘大芳耐心和意志的煎熬。她帮着表姨做些简单的农活和家务，劈柴、喂鸡、择菜，动作机械，心却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
她不能再这样被动地等下去了。赵警官那边的“阻力”像一块巨石压在她心头，她知道，必须自己另寻出路。
媒体。这个词对她来说，遥远而陌生。她平时看的电视最多就是地方台的天气预报和狗血连续剧，报纸更是多年没摸过。怎么找记者？记者会相信她吗？她该怎么说？
第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她面前：她需要获取信息，需要联系外界，而她手里只有一部老旧的功能手机，只能接打电话和发短信。
她试探着问表姨家里有没有电脑，或者能上网的手机。表姨茫然地摇摇头：“那玩意儿，俺家没有，小卖部老王家儿子好像有，说是能打游戏。”
刘大芳心里一沉。这条路在这个偏僻的山村似乎走不通。
她捏着口袋里那薄薄的银行卡和几百块现金，做出了决定：必须去一个有网吧、或者至少通讯更发达的地方。最近的，就是她来时经过的那个邻县县城。
她以“想去县城买点东西”为由，向表姨打听好了去县城的班车时间。第二天一早，她再次踏上了颠簸的班车。
邻县县城比她老家的县城看起来还要破旧一些，但至少有了网吧的招牌。刘大芳在汽车站附近找到一家看起来最不起眼的小网吧，犹豫了很久，才像做贼一样走进去。
里面烟雾缭绕，坐满了大多是年轻男孩，都在噼里啪啦地打着游戏。网管是个打着哈欠的小姑娘，看了刘大芳一眼，似乎有些诧异这个年纪的妇女会来网吧。
“上网？”网管懒洋洋地问。
“嗯……多少钱一小时？”
“三块。”
刘大芳心疼地掏出三块钱：“我先上一个小时。”
她找了一个最角落的位置坐下，面对着陌生的电脑屏幕，手足无措。她只在很多年前，在李进工作的畜牧局见过别人用电脑，自己几乎没碰过。
旁边一个看起来像学生的男孩看她笨拙的样子，好心问道：“阿姨，你要干啥？我帮你。”
刘大芳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说：“小伙子，我……我想找记者，就是……能曝光坏人的那种电视台或者报纸，该怎么找？”
男孩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是这种需求。他挠挠头：“曝光啊……那得找有名的媒体才行。你可以上网搜搜，比如省台的‘民生热线’，或者一些大报纸的爆料网站。”
在男孩的帮助下，刘大芳第一次打开了搜索引擎。她颤抖着手指，一个键一个键地敲下：“省电视台举报电话”、“xx日报记者联系方式”、“曝光黑心商家找哪个部门”。
屏幕上跳出了一大堆信息，真伪难辨。有官方的热线电话，也有一些看起来像是自媒体或者维权网站的联系方式。刘大芳看得眼花缭乱，心里既激动又茫然。
她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个小本子和笔——这是她从李进的“书桌”上拿的，开始笨拙地抄写那些电话号码和网站地址。她的手因为紧张而有些发抖，字写得歪歪扭扭。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网管提示时间到了。刘大芳看着本子上抄下的十几个联系方式，像握着一把不知能否打开生门的钥匙。
她离开了网吧，找到一个安静的街角，用她的老手机，开始尝试拨打那些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省电视台公布的“新闻热线”。响了很久才接通，是一个语气程式化的女声。
“你好，xx卫视新闻热线。”
“你……你好，我……我要举报……”刘大芳紧张得结结巴巴。
“请问你要举报什么内容？请简单说明。”
“我举报我们镇上一个兽药店老板，卖假药，还……还可能逼死了我男人！”
“请问具体地点是哪里？有证据吗？”
“有！我有录音！有日记！”
“好的，情况我们记录了。但这类涉及基层具体纠纷和可能涉及司法的问题，建议您首先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如果他们对处理结果不满意，或者存在不作为的情况，您可以再向我们提供详细材料。”
“可是……可是当地有阻力啊！”刘大芳急了。
“对不起，我们主要是报道具有普遍社会关注度的新闻事件。您反映的情况，我们已经记录，会有专人审核，如果需要跟进，会联系您。请保持电话畅通。”
说完，那边似乎就挂断了，或者把她转入了等待。刘大芳听着话筒里的忙音，心凉了半截。
她不甘心，又按照本子上的号码，打给了一个听起来像是都市报的热线。这次接电话的是个男记者，听起来年轻些，耐心听她说了几分钟。
“大姐，你这个情况听起来确实很值得同情。但是，我们现在报道这类新闻，需要非常扎实的证据链，尤其是涉及到人员死亡这种严重后果的。你只有录音和日记，恐怕还不够。而且，跨地区报道，我们需要走流程，还要和你们当地宣传部门沟通，很麻烦……”
记者的语气带着一种现实的无奈。
“那……那怎么办？就没人管了吗？”刘大芳带着哭腔问。
“这样吧，大姐，你把你的基本情况和证据，简单写一下，发到我们报社的爆料邮箱。我看到了会转给相关部门的同事。但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报道。”
邮箱？刘大芳又懵了。她不会用邮箱。
接连的挫折让她浑身发冷。她蹲在街角，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车辆，感觉自己像一粒被遗弃的尘埃，她的苦难和呐喊，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微不可闻。
难道这条路也行不通吗？
她不甘心！她翻着本子，看到几个在网上查到的、号称是“专业维权”、“曝光黑幕”的自媒体或者网站的联系方式。这些名字听起来似乎更“厉害”，更“无所畏惧”。
她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拨通了一个号称“中原正义之声”网站的电话。
这次，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粗犷、语速很快的男人。
“喂？哪位？”
“你……你好，是‘正义之声’吗？我……我有冤情要曝光！”
“什么冤情？慢慢说！”对方似乎来了兴趣。
刘大芳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语无伦次地把自己的遭遇又说了一遍，重点强调了张建国卖假药、威胁、李进含冤自杀、当地有阻力等等。
对方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大姐，你这个事，听起来很有典型性啊！黑心商人，官商勾结，逼死人命！这正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刘大芳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充满了希望：“真的？你们能报道吗？”
“能！当然能！我们就是为民请命的！”对方语气激昂，“但是大姐，你也知道，我们做这种深度调查报道，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记者出差、暗访、整理材料，都是需要成本的……”
刘大芳的心微微一沉：“成本……要多少钱？”
“这个嘛，看情况。像你这种跨地区的，情况又比较复杂的，起码得先有个几千块的启动经费吧。后续如果调查顺利，需要更大版面报道或者动用更多关系，可能还需要一些。不过你放心，只要报道出来，引起了上面的重视，扳倒了那些坏人，你这点投入绝对是值得的！”
要钱……
这两个字像针一样扎破了刘大芳刚刚升起的希望气球。她想起了很多关于诈骗的传闻。
“我……我没那么多钱……”她低声说。
“大姐，想想你死去的丈夫！想想你受的委屈！钱是身外之物，公道自在人心啊！这样吧，你先打两千块过来，我们马上派记者下去调查！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对方的语气变得急切而富有煽动性。
刘大芳听着电话那头蛊惑的声音，又看了看自己记下的那些正规媒体联系方式，心里突然清醒了一些。
她虽然没文化，但不傻。这种开口就要钱、承诺得天花乱坠的，多半不靠谱。就算不是骗子，恐怕也只是想利用她的悲惨遭遇博取眼球和利益，未必真的能帮她解决问题，甚至可能把事情搞得更糟。
“我……我再想想吧。”她说完，匆匆挂断了电话。
蹲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刘大芳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和孤独。正规渠道门槛高，流程复杂；“野路子”又充满了陷阱和铜臭气。她像一个在黑暗迷宫里乱撞的困兽，看得见远处似乎有光，却怎么也找不到通往光明的路径。
她该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去求那个“中原正义之声”，把卖猪的钱寄给他们，赌一个渺茫的希望？
或者，继续回到那个山村，绝望地等待县公安局那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