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仿佛被强行按下了慢放键，每一分每一秒都拖着沉重的脚步，在一种刻意维持的、近乎窒息的平静中缓缓爬行。
自那晚蓝湾咖啡馆的会面后，我像一只被烫伤的猫，蜷缩回自己熟悉的巢穴，舔舐着伤口，同时警惕地竖起耳朵，捕捉着空气中任何一丝不寻常的震动。
我严格遵循着苏雨薇那看似“善意”的告诫，也是我为自己选择的、目前唯一可行的生存策略——蛰伏。
我努力将自己重新塞回“优秀神经外科医生沈瑾年”的壳里。
这个角色我曾扮演得得心应手，如今却感觉每一寸都紧绷得快要裂开。
我准时出现在晨会上，听着住院医汇报病例，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笔，目光看似专注地落在投影幕布的ct影像上，但脑子里盘旋的，却是“构建型”、“掠夺型”这些冰冷诡异的词汇。
查房时，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白大褂的衣摆带起微弱的风。
我仔细询问每个病人的感受，查看伤口愈合情况，下达精准的医嘱，语气平稳，措辞专业。
但在我的眼底深处，却藏着一丝自己才能察觉的审视与恐惧。我害怕在某个病人身上再次感受到那该死的、不和谐的“谐波”或过载的“狂躁”。
每当我的手指触碰到病人的皮肤，我都需要极力克制那种想要催动“感知”的、几乎成为本能的冲动。这种克制，消耗着我巨大的心力。
我尤其不敢在那个年轻钢琴家的病房里多做停留。
他的情况在病历上被记录为“僵人综合征，急性发作期，对常规治疗反应欠佳”。
大剂量的免疫抑制剂和镇静剂像一层厚厚的灰烬，覆盖在他原本蓬勃的生命之火上。
他不再剧烈痉挛，但人也变得沉默、空洞，眼神涣散地望着天花板，像一尊被药物精心包裹、正在缓慢失去生气的雕塑。
他的母亲日夜守在床边，那双曾经充满期盼的眼睛，如今只剩下红肿和一种被漫长等待与不明所以的病情磨蚀殆尽的麻木。
每次面对他们，我都像被无形的针狠狠刺中，一种混合着无力、愧疚和愤怒的情绪在胸腔里翻腾。
我是一名医生，却只能遵循最“正常”的医疗路径，开出一张张可能根本不对症的药方，这种职业信仰与现实认知的割裂感，几乎要将我撕裂。
我只能匆匆完成检查，留下几句干巴巴的、基于教科书诊断的常规医嘱，然后几乎是逃离般地离开那间病房，仿佛多待一秒，我心底那座用理智构建的堤坝就会彻底崩溃。
手术成了我暂时的避难所。
无影灯下，视野被局限在方寸之间的术野里，周围的一切都被绿色的无菌单隔绝开来。这里只有精确的解剖层次、清晰的血管神经、以及需要被切除的病灶。
吸引器的嘶嘶声、电凝笔的滋滋声、器械护士递来器械时清脆的碰撞声……
这些熟悉的声音构成了一种令人安心的、纯粹技术性的白噪音。
我可以暂时将“普罗米修斯”、纳米虫、异能者这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抛在脑后，全神贯注于眼前的操作：分离、止血、切除、缝合。
每一次精准的分离，每一次成功的止血，都让我能短暂地找回一丝对局面的掌控感和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纯粹价值。
我甚至开始主动承接更多复杂的手术，用一场接一场长达数小时甚至十几小时的站立和专注，来耗尽自己的体力，麻痹自己的神经，让自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胡思乱想。
李哲依旧是我生活中唯一一抹亮色，尽管这亮色也时常让我感到愧疚。
他总能敏锐地察觉到我状态不佳，但他选择的方式，是用他那种没心没肺的插科打诨来试图撬开我的嘴，或者至少，让我暂时笑一笑。
“老沈，瞅你这小脸儿煞白的，跟刚从墓地里爬出来似的？咋的，昨晚值班让女鬼给缠上了？”他会凑过来，用胳膊肘捅捅我，光头在灯光下反着光。
“滚蛋，你才被女鬼缠上了。”我没好气地推开他，努力挤出一丝笑意，“就是没睡好。”
“得了吧，哥们儿火眼金睛，你这绝对不是没睡好那么简单。”他压低声音，挤眉弄眼，“是不是……终于对哪个女药代下手了？然后发现人家老公是练散打的？跟哥们儿说说，是哪个科的？哥们儿帮你分析分析敌我实力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