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清顿了顿，语气变得更为凝重：“另一方面，国防现代化建设决不能因为经济建设而放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国防，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未来几十年，国际风云变幻，我们必须保持定力。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芯片、航空航天、导航系统、新材料，这些都是未来国防和经济的‘命门’，现在就要开始布局投入，掌握在自己手里，才睡得安稳。”
邓先生听得极为专注，不时在面前的笔记本上记录几句，听到关键处，重重划上一笔。他看向何雨阳，示意他继续。
何雨阳心领神会，将自己的思考和盘托出，语气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说服力：“邓先生，我补充一些具体的产业和技术方向建议。”
“首先，对外开放应是双向的。当前阶段，我们以‘引进来’为主，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就业，学习管理，这很正确。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立刻开始谋划‘走出去’的战略。我建议设立国家专项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扶持一批有潜力的民族品牌，尤其是在几个未来至关重要的领域：家用电器、集成电路、汽车制造、精密机床。这些产业，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国力竞争的核心战场。”
何雨阳稍稍调整坐姿，身体微微前倾，仿佛要强调接下来内容的重要性：“根据全球科技发展的脉络判断，有几个领域将彻底改变未来世界的面貌，我们必须提前十年、二十年布局——那就是信息技术，特别是以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是人工智能，尽管这个词现在听起来还很科幻；是生物医药与基因工程；是新能源技术。”
书房里安静异常，只有他清晰的声音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也许现在我们的技术基础还很薄弱，人才储备也不足。但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在做基础研究的同时，选派最优秀的青年人才赴海外学习相关领域；在国内顶尖高校设立这些前沿专业；通过科创集团这样的平台，与香港、乃至国外的先进科研机构建立合作，用项目带动人才培养和技术积累。现在埋下的种子，会在十年、二十年后，长成支撑国家崛起的参天大树。”
谈到民生与发展的平衡，何雨阳的观点更为犀利：“经济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环境和百姓健康为代价。未来……有些教训是惨痛的。我们应该在招商引资之初，就设立明确且严格的环保准入门槛，坚决拒绝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同时，要着手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让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公民。只有老百姓的生活切实改善了，幸福感提升了，改革的共识才会最牢固，动力才会最持久。”
他特意强调了香港的特殊作用，并给出了具体的承诺：“科创集团愿意，也有能力，充当内地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我们可以率先将国际上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引入内地，在羊城、深圳等地，建立高水平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同时，利用香港遍布全球的贸易网络，帮助内地的优质产品走向世界，打造我们自己的世界级品牌。”
这场谈话，从午后持续到黄昏。
何大清与何雨阳父子，一个从战略和安全层面把握方向，一个从产业和技术层面给出路径，两人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相互补充。
更令人震撼的是，他们基于对“未来”的洞察，精准地预判了许多尚未显现的问题与稍纵即逝的机遇。
他们预警了过度依赖房地产可能带来的泡沫风险，建议从一开始就建立健康的土地市场和住房政策。
他们指出了低端产能一哄而上可能导致的过剩隐患，主张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科学规划产业规模，避免资源浪费和内卷；
他们强调了基础科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的极端重要性，提醒要避免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必须在核心技术上谋求自主可控。
邓先生的神情，从最初的亲切、欣赏，逐渐变为彻底的严肃和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