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北平，冬寒未消，空气里依旧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压抑。
街头的标语褪去了几分狂热的鲜红，却依旧像一道道冰冷的烙印，刻在城市的肌理上。
高音喇叭里的口号声少了些歇斯底里，却多了几分沉郁的威慑，提醒着人们，这场席卷一切的风暴尚未平息。
时光在惶惶不安中悄然滑过四年，何雨阳与何雨柱两兄弟，早已褪去了最初的懵懂与躁动，在时代的洪流中学会了最稳妥的生存法则——低调，再低调。
何雨阳的低调，是刻在骨子里的审慎。
在工业部，他依旧是那个埋首技术的“隐形人”。
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声依旧震耳，派系间的暗涌从未停歇，可他始终像一尊置身事外的石像，只专注于手里的图纸与零件。
他的办公桌收拾得极简，除了必要的技术手册、卡尺与图纸，再无任何私人物品，更不见半点可能引人联想的书籍或字迹。
有人拉拢他加入“派别”，他总是笑着摆手，以“技术人不懂这些”为由推脱；有人在他面前议论领导是非、揣测时局，他要么低头打磨零件，要么借口“图纸没看完”匆匆离开，从不接话，更不发表任何看法。
下班路上，他从不与人结伴，总是刻意绕开人群密集的街巷，沿着僻静的胡同快走，帽檐压得极低，遮住大半张脸。
回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严，然后将当天的工作服仔细叠好，藏在衣柜最深处，换上洗得发白的旧便服。
他依旧保持着钻研技术的习惯，却只在深夜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翻看自己手抄的技术笔记。
那些原版的专业书籍，早已被他妥善收进空间，连母亲吕清心都不知道。
他深知，在这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显露锋芒便是祸端，唯有藏起棱角，才能在风浪中保全自己与家人。
这几年的经历，让何雨阳对“时代的可怕”有了切肤之痛。
他见过厂里技术最好的老工程师，只因早年留学过苏联，就被冠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红卫兵拉去批斗，头发被剃光，脊梁被打断。
见过平日里和和气气的同事，为了自保互相揭发，转眼就反目成仇。
更让他心惊的是军区大院的变故——那个曾经总带着孙子在院里下棋的张副司令，一夜之间被带走，家门口贴满了刺眼的封条，他的家人哭喊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凄厉，却没人敢上前安慰。
还有父亲何大清的老部下，因一句“时局可能会变”的随口感慨，就被举报，从此杳无音信。
每次去军区大院看望母亲吕清心，何雨阳都能感受到那份深入骨髓的惶恐。
大院里的路灯总是昏黄暗淡，巡逻的身影时不时闪过，邻里之间见面，不再有往日的热络寒暄，只敢匆匆点头示意，眼神里满是戒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