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北京，街头的萧瑟比寒冬更甚。
粮食短缺的阴影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周边乡村涌入城区，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有的扶老携幼，有的蜷缩在墙角，手里攥着空空的粮袋，眼神里满是绝望。
偶尔能看到孩子哭闹着要吃的，大人只能红着眼眶，从怀里掏出半块干硬的窝窝头，小心翼翼地掰给孩子，自己则咽着口水，啃着难以下咽的树皮或草根。
何大清驱车穿过街道，看着眼前的景象，眉头拧成了深深的川字。
作为华北军区上将，他早已习惯了运筹帷幄、保家卫国，可此刻面对这些挣扎在饥饿边缘的百姓，他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巨石，沉甸甸的喘不过气。
他的农场早已达到100级巅峰，牧场也稳定在80级，每日100万金币的收益让他有足够的能力兑换海量粮食——优质水稻、超级小麦、高产玉米，仓库里堆得满满当当，足以让这些难民吃饱穿暖。
可他不能这么做。
一来，农场粮食属于系统兑换的特殊资源，直接大规模拿出，无法解释来源，极易引发恐慌和猜忌，甚至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破坏社会稳定。
二来，私放粮食违背了国家统一的粮食调配政策，此时全国都在实行定量供应，单独开特例，会打乱整体的供应秩序，反而不利于全局。
三来，这只是治标不治本，难民数量还在增加，仅靠农场的粮食，只能解一时之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坐在车里，何大清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方向盘，脑海里飞速盘算着。
他必须找到一个合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既能拿出粮食，又能堵住所有质疑的声音。
思忖良久，一个念头渐渐清晰——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从国际市场采购粮食。
第二天一早，何大清换上笔挺的军装，带着连夜整理的材料，驱车前往红墙。
他没有提前打招呼，而是直接在门口递上了求见申请。
守门的警卫见是何大清上将，不敢怠慢，立刻进去通报。
没过多久，警卫出来传话，引着他走进了简朴而庄重的办公室。
两位先生正围坐在办公桌前，看着全国粮食供应的统计报表，脸上也带着几分凝重。
见到何大清进来，连忙起身招呼：“何大清同志，快请坐。这个时候来找我们，想必是有重要的事情吧？”
何大清坐下后，没有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语气沉稳而恳切：“两位先生，我今天来，是想向二位汇报北京的难民情况，以及一个解决粮食短缺的提议。”
他将整理好的难民照片、数量统计递了过去，“这是我昨天在城区拍摄的照片，目前涌入北京的难民已逾千人，且还在增加，粮食定量减量后，他们的生计愈发艰难，再不想办法，恐怕会引发不稳定因素。”
两位先生翻看着照片，眉头愈发紧锁。其中一位叹了口气：“我们也在关注此事，全国的粮食缺口都很大，物资调配压力巨大，我们也在想办法从各地调运，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