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牛佳琪的生活变成了简单的两点一线。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啃一个冰冷的馒头，然后走进那个轰鸣的车间，坐在属于自己的那个小凳子上。她的面前堆积着小山一样的衣服，她需要用手里的剪刀，灵巧而迅速地将每一件衣服上多余的线头剪干净。动作必须要快，否则一天下来，挣的钱连饭都吃不饱。
纤细的线头仿佛永远也剪不完。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她的脖颈和肩膀变得僵硬酸痛。锋利的剪刀时常会划破手指，渗出的血珠染在衣服上，会招来工头严厉的斥责和扣钱。她只能更加小心，手指上很快就布满了细小的伤痕和粗糙的茧子。
最难以忍受的是孤独。车间里的女工们大多年纪比她大，各有各的小圈子。她们偶尔会大声说笑，谈论着家长里短，或者抱怨工钱太低。没有人主动和这个沉默寡言、来自外地农村的小女孩说话。她就像车间里的一台人形机器，只有双手在不停地运动，内心却是一片沉寂的荒原。
她几乎舍不得花钱。每天吃饭只选最便宜的素菜和米饭，偶尔买一包榨菜就是改善生活。工厂不包住，她和其他几个女工合租在一间极其简陋的民房里，夏天闷热如蒸笼，冬天寒冷如冰窖。每月拿到那点微薄的、浸透着汗水和屈辱的工钱时，她会小心翼翼地数上好几遍，然后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用塑料袋层层包好，藏在枕头芯里。那里面，不仅睡着她的血汗钱，更睡着她渺茫的期望——或许有一天，她能攒够钱，回去把自己的家，从那扇贴着自己童年记忆的木门里，“赎”回来。
腊月二十三，小年。工厂终于放假了。
牛佳琪揣着一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几百块钱，踏上了归乡的火车。和去年离家时相比，她更加沉默，眼神里多了一层被生活磨砺出的麻木，但也隐隐有一丝自己挣钱后带来的、极其微弱的底气。她用自己挣的钱，给奶奶买了一包镇上买的、用油纸包着的冰糖糕，还给四叔带了一盒不算太差的香烟。
近乡情怯。越靠近村子，她的心跳得越快。她想象着推开自家院门的情景，那棵老槐树是不是又长高了？屋里的桌椅是不是落满了灰？
她没先回四叔家，而是绕了点路，走向自己日夜思念的那个院落。
越走越近，她的脚步慢了下来，最终停在离家门十几米远的地方。
院门不见了。那扇熟悉的、被父亲修补过多次的旧木门，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两扇崭新的、刷着刺眼绿漆的铁门。门关得严严实实，上面贴着两个巨大的、红得耀眼的喜字，在冬日惨淡的阳光下，像两滩灼烧她眼睛的血。
院子里，传来一个陌生女人清脆的吆喝声：“建国！把院里那堆柴火挪一挪！”
一个熟悉的男声应和着，是二伯家的大儿子，她的堂哥牛建国。
牛佳琪站在原地，浑身冰凉。她感觉自己像被剥光了衣服扔在雪地里，所有的血液都凝固了。怀里的冰糖糕和香烟，此刻变得无比沉重，几乎要坠得她栽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