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风”时的短暂接触，眼神交换间不再是往日的嚣张，而是充满了猜忌和试探。
“听说‘疤脸’把他以前帮东哥处理‘脏活’的事都撂了……”
“‘老鼠强’那王八蛋，为了减刑，把咱们以前去收账时多拿了人家钱的事都捅出来了！”
“妈的，现在谁都不可信！谁知道下一个进去的会不会把我也卖个干净？”
“早点交代算了，争取个宽大处理，总比被人家卖了强……”
这种情绪在单独审讯时被迅速放大。当警方拿出其他同案犯的证言（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审讯策略）进行质证时，心理防线本就脆弱的他们，很容易就产生了“别人都说了，我再不说就亏了”或者“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的想法。
于是，指认和揭发开始像雪崩一样发生。
有人为了证明自己态度好，主动交代了之前隐瞒的、参与过的其他寻衅滋事或小额敲诈。
有人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开始指认其他人在某些事件中下手更狠，或者私吞了团伙的钱财。
甚至有人开始攀咬，将一些可能只是听说、或者仅有模糊关联的事情，也说得有鼻子有眼，试图搅浑水，为自己争取“立功”表现。
这些来自内部的、往往带着个人情绪和夸大其词的口供，虽然需要仔细甄别，但无疑为警方提供了更多核实线索和交叉攻击的弹药，也让那个曾经看似铁板一块的犯罪组织内部，变得千疮百孔，人人自危。
王建军坐在指挥中心，看着不断汇总上来的、充斥着“某某指认某某”、“某某揭发某某”的新笔录摘要，脸上没有任何喜悦的表情。这种内部的瓦解，固然有利于案件的侦办，但也让他看到了人性在极端压力下的丑陋与脆弱。所谓的江湖义气，在冰冷的法律和自身的生存面前，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他拿起一份报告，是关于在逃的刘卫东的最新搜捕进展，依旧没有突破性发现。他放下报告，目光深沉。
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陈山河的帝国，如今正被它曾经的构建者们，亲手拆解成一堆供法律审判的碎片。
而这，或许正是所有背离法治、建立在暴力与利益之上的团体的最终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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