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拨通了王建军的电话。
“王队长，是我，苏丽。”
“苏记者，有什么事？”王建军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他知道苏丽与普通追逐热点的记者不同。
“关于陈山河的案子，我有些不同的想法，写成了一份内参性质的材料，不知道……你是否愿意看看？”苏丽斟酌着词句，“不涉及案件具体细节，更多是从社会层面的一些反思。”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王建军有些意外。在所有人都将陈山河视为罪大恶极的典型时，苏丽却还在进行“反思”。
“可以。”王建军最终说道，“你发到我加密邮箱吧。”
挂断电话后，苏丽将文档仔细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任何可能干扰侦查的内容，然后发送了出去。她不知道王建军会如何看待这些“不合时宜”的想法，但她觉得，有必要让这位身处风暴中心、亲手将陈山河拉下马的执法者，听到另一种声音。
几天后，王建军给了她回复，没有通过电话，而是一条简短的短信：“材料已阅。思考很有价值。法治的意义，不仅在于惩治已发生的罪恶，更在于预防未发生的悲剧。路还长。”
看着这条短信，苏丽久久无言。王建军的认可，让她感到一丝慰藉。她明白，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像王建军这样的执法者在制度框架内的坚持不懈，也需要像她这样的记录者和思考者，在舆论的浪潮中努力保持清醒，发出或许微弱却必要的不同声音。
她没有再试图去发表那篇“冷思考”，而是将其作为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注脚，珍藏起来。但她并没有停止工作，她转而开始着手搜集和整理北林市在国企改制、城市扩张过程中，那些曾经被忽视的、普通工人的命运变迁史。她隐隐觉得，陈山河的故事，只是那个宏大而复杂时代背景下，一个格外刺眼的坐标。要真正理解他，或许需要回到更广阔的图景中去。
舆论的狂欢终将过去，但深刻的反思与记录，应该留下。
她重新打开一个空白文档，标题是：《北林工业变迁下的个体命运（1988-1998）》。
这一次，她的目光投向了更深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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