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奉节出发后，经过五天多时间的航程，
十一月二十五，这天下午，
大西东路军李定国的使者李时英，终于是到了南明新都江陵城！
这一路行来，李时英发现这长江航道之上，每隔十里，就会有一处南明设置的水师驻地，并不定时有南明水师战船巡逻，护卫长江，
长江之上，不仅有南明水师战船，更多的还是满载货物的商船，
这些商船有朝鲜人的，有日本人的，还有各色西洋人的！
而那些长江之上南明设置的水师驻防点，
不仅要保护沿线的商船，更还要负责收税，
通过和随行的南明军士交谈，李时英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南明隆武朝立国后，南明隆武帝竟然发布了一条前所未有之新国策：
“南明治下百姓，所有有房的人家，家中菜园之内，必须种植一半叫番薯的农作物，
所有有田地的人家，田地之中，也必须种植一半叫番薯的农作物，番薯种子则由政府免费提供，
且南明不限制土地兼并，允许土地自由交易，
但土地交易，要收取成交额的一半，作为土地交易税，且还是由卖地一方出，
且买卖双方必须自愿，不得用暴力、强迫等非法手段，达成交易，
一旦被发现买家有非法强迫交易的手段，不仅有杀头抄家之风险，而且强制交易所购买的土地收回朝廷，由当地朝廷官员主持公开拍卖，价高者得，
当然，还有要收取一半的交易税，剩下所获之银两，交给土地卖方！”
四天前，李时英路过宜昌府秭归县时，当地就发生了一起地方士绅豪强，强买农民土地的案子，
出于好奇，李时英特意上岸观看了一番当地南明县令之审判，
那宜昌府秭归县县令，大腹便便，一看就是贪官，
在李时英看来，此人如此贪官，必然会站在当地士绅豪强一面，
结果却大相径庭，那大腹便便的秭归县县令，
在接到如此，地方绅士强买当地小民土地案件之后，
不仅没有为难，弱势的治下小民，反而站在小民一边，
不仅将那敢于公然违反南明隆武帝定下的百年国策《土地自由交易法》，采用非法手段强买小民土地的那当地豪强地主，杀头抄家，
而且还当场重新公开拍卖那小民土地，
原本一亩价值5两的农田，竟然卖出十五两的高价，
即使交了7.5两的土地交易税，那卖田的小民，最后依旧获得7.5两白银，
不仅不亏钱，反而还小赚了一笔，
对此，李时英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同样是士绅阶层出生的官员，
不仅不帮助治下的同样是士绅豪强阶层的地主，反而要为民做主呢，
后，经过多方打听，李时英终于搞清楚了原因，
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南明隆武帝定制的《官员考核法》之缘故，
在《官员考核法》之中，南明地方官员，
不仅实现异地派遣为官之原则，而且还专门针对土地交易案件增设了官员高达六层之抽成，
运用到此案之中，
就是那秭归县县令，结案后，将获的那被抄家杀头的地主六成的家产，还是光明正大的正规渠道获得的朝廷之奖励，
如此，不仅有政绩，还有高额回报，
那秭归县县令，自然站于治下小民一边，
加上高达卖田一半的土地交易税，还是由卖地的小民出，而不是由买地的地主士绅出，
如此，小民若正常卖地，所获得的银两，必然不划算，自然就不愿卖地，
毕竟南明统治天下的根底是地方士绅阶层，
如此，即照顾了士绅阶层的颜面，又严厉打击了那些一毛不拔的不法地主士绅豪强，保证南明治理之下的土地可以自由合法交易！
但，因正常卖地所获收入低于成本，有地的小民自然就不愿卖地，
如此就可一定程度上遏制土地兼并，
与高额土地交易税相反的是，
南明控制下的全部州县，取消了进城税，摊位费，
城市小贩，每日交易所得不足百两者，不收税，
每日交易所得超过百两以上者，收取百分之三十的交易税，
如此，每日交易所得能超过百两以上的，除了远洋贸易的大海商，一般交易基本没有，
毕竟，若是小海商，完全可以分成多日交易，只要每日交易不超百两即可，
至于一般的本地小贩、坐商和开店的，更是没有每日交易能超过百两的，
即使偶然有，那也是生意十分火爆，酒店爆棚，交点钱，也乐意！
如此，有钱的大地主士绅们，在土地所获有限的条件下，自然就转行发展起了海外远洋贸易，
而一些中小地主，脑子灵活之人，从中看到了商机，在当地开设起了各种手工作坊，
无地或者地少的农户，自然选择进手工作坊工厂做工，以获取报酬，
只要勤快肯干，养活自己和家人不成问题，
长江沿线的城市人口，开始慢慢增多，
一些脑子灵活的农户，当起了小贩，把自家地里种出的红薯，蔬菜、水果，做成各种小吃，拉到城里售卖，
毕竟如今南明治下，没有了进城税和摊位费，
只要卖出去，那就是净收入，
小民手中的钱袋子，也慢慢变得充实起来，
南明隆武帝，如此一番经济改革下来，
南明土地自由买卖交易，不增反降，土地兼并得到了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