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帝的朱笔，最终没有落在议会那份《关于皇家用度及重大典礼资源调用程序之建议书》上。他没有批复，也没有驳回，而是选择了留中不发。同时，司礼监派往龙江宝船厂的中官，其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最初的强硬征用，转变为“协商借用”。
一场看似即将爆发的激烈冲突，陡然降温，转入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暗流涌动状态。
这并非一方压倒性的胜利，而是一种双方都心照不宣的妥协。
皇帝以沉默和不置可否，暂时回避了与议会和内阁的正面决裂，保全了颜面，但也未能否定议会提出的“程序”原则。他似乎在观察，也在等待。
议会方面，林川等人也深知，在皇权依然占据绝对法统地位的当下，逼得太紧只会适得其反。见皇帝态度软化，他们也顺势而为。周奎、顾炎成等人不再于朝会上高声疾呼，而是转向更为务实的层面。
他们与内阁几位大学士进行了多次闭门磋商。经过艰难谈判，最终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临时协议”：内府监局可“暂借”龙江宝船厂部分闲置库房和少量非核心工匠，以及一部分替代性木材（而非战略储备的南洋硬木），用于祭天仪仗中非核心部件的制作。所需费用，仍由内帑支出，但需向户部报备数额及用途明细。
这个结果，距离皇帝中旨的要求相去甚远，也并非议会理想中的完全“程序化”，但它毕竟将皇帝的权力行使，拉回了一个“协商”和“有一定透明度”的轨道，避免了最坏情况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一个先例：即便是皇帝，其动用资源的行为，也开始受到某种无形的制约和审视。
“此乃无奈之下的寸进。”顾炎成在议会内部总结时，语气中带着一丝疲惫，也有一丝欣慰，“然，寸进亦为进。至少，我们让陛下和所有人都看到了，《约法》并非一纸空文。皇权，亦非无所不能。”
然而，旧势力的反扑并未因这一次的妥协而停止，反而变得更加隐蔽和刁钻。
数日后，一份由都察院十三道御史联名弹劾的奏章，被直接送到了通政司。弹劾的对象，并非林川、周奎等核心人物，而是议会中一位颇为活跃、以言辞犀利着称的年轻议员——陈子龙（注：借用明末同名历史人物，此处为虚构角色）。
弹劾的罪名，并非议政本身，而是“品行不端”。奏章中言之凿凿，称陈子龙在老家松江府，纵容其家族倚仗其议员身份，与地方商贾勾结，低价兼并桑田数百亩，致使数十户蚕农流离失所。并附有“苦主”联名按押的状纸抄本。
此事在南京官场迅速传开，引起了轩然大波。
李守俊等人趁机在朝会上发难：“陛下！议会代表，本应为民请命，清正廉明！今有议员陈子龙，假公济私，鱼肉乡里，此风绝不可长！臣请陛下下旨，彻查此事，若情况属实，必将陈子龙革职拿问，以儆效尤！亦可见议会内部，藏污纳垢，需大力整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