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屯约法》的草案被吴秀才用工整的楷书抄录了十几份，张贴在屯内各处的公告栏上。与之配套的，还有根据林川“苦练内功”决策细化的《田亩授受章程》、《功勋评定细则》、《工坊管理条例》等一系列规章。
识字的人围在公告栏前，逐字逐句地念，不识字的人则聚在周围，竖着耳朵听。新鲜，复杂，也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
反响并非全然叫好。
田亩分配依照出力多少、入屯先后、战功大小综合评定，打破了早期“见者有份”的模糊状态，有人欢喜有人愁。功勋评定将战功、技术创新、农事贡献等都纳入体系，并与口粮配给、居住条件挂钩，激励作用明显，但也让一些安于现状者感到了压力。
最直接的一次冲突发生在新设立的“仲裁堂”。两个原属不同小队的士兵因争抢新发下的棉甲配件动了手，按照新规，这种事不再由各自队长私下调解，而是需由仲裁堂依律裁决。吴秀才主审，杨把总、王老蔫作为军民代表陪审。
证据确凿，裁决很快做出：先动手者鞭笞十下，扣半月功勋；后动手者鞭笞五下，扣五日功勋；所在小队队长管教不严，连带扣除三日功勋。
裁决当众执行。鞭子抽在身上的声音和受刑者的闷哼，让所有围观者都屏住了呼吸。以往这种小事，最多骂几句，罚点苦役，如今却动真格的了。
“法者，国之权衡也！”吴秀才在行刑后，对着沉默的人群高声宣讲，“今日小恶不惩，明日则生大乱！此非为酷吏，实为保全我等共有之家！望诸位共勉之！”
疼痛，比任何说教都更能让人记住规矩。一种对“法度”的敬畏，开始悄然取代过往的习惯和人情。
就在内部进行着这场静默变革的同时，技术的发展也找到了新的方向。
巴彦败退时遗弃的投石机残骸，成了顾博士和雷匠人的宝藏。他们带着人将那些粗大的木材、扭曲的金属构件一一拆解回收。
“东虏之法，糙则糙矣，然其结构亦有可参详之处。”顾博士指着一段巨大的扭力绳索结构说道，“若能将我之配重与此结合，或可造出射程更远、威力更大之器。”
雷匠人则对清军投石机使用的皮革铰链和金属扣件更感兴趣：“这些东西用料扎实，稍加改造，可用于改进我之城门绞盘，或打造更坚固的车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