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恃宠而骄：权术家的巅峰与自负
得势后的息夫躬，深谙“直项”之名的包装价值。他善于在哀帝面前扮演刚正敢言的角色，每每议论朝政，皆作“亢厉之色”，言辞激烈，状若忠耿。这种表演成功地迷惑了年轻的皇帝，使其被视为心腹之臣。
然而，其权术手腕在几件事上暴露无遗。他一度建议哀帝“寝武备，修文德”，看似持重，实则迎合了皇帝厌战的心理；他又曾进言封傅太后的堂弟为孔乡侯，以此讨好当权外戚。最能体现其阴刻性格的，是他构陷丞相王嘉一案。他罗织罪名，致使这位素有清名的老臣含冤下狱，绝食而死。朝野上下，为之侧目。此时的息夫躬，可谓“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言之贬，严于斧钺”，权势熏天，睥睨公卿。
三、智术已穷：败亡的必然与仓皇
然而，权谋构筑的高台，终因缺乏治国安邦的真实才学（即“内实騃”）而根基不稳。息夫躬的失势，始于他最大的一次政治冒险——“献诈敌之策”。当时匈奴单于遣使来朝，称病不赴正月朝贺。息夫躬揣测哀帝心思，提出一项骇人听闻的计策：建议朝廷派大将军赴边，在边境设立“诈降”的匈奴祭天金人，伪称单于将入侵，以此为由斩杀匈奴使者，并联合西域诸国，趁其不备发动突袭。
此计全然是建立在臆测基础上的军事冒险，一旦实施，必将重开边衅，祸国殃民。此议一出，满朝哗然。左将军公孙禄等重臣纷纷力谏，指斥其言“诞谩无信”，是“欲以一朝之诈谋，陷国家于不义”。在强大的反对声浪下，哀帝未能采纳。此事彻底暴露了息夫躬在军国大事上的无知与轻率，其“不晓政事”的底色一览无余。
恰在此时，他的政治靠山哀帝病重。息夫躬预感大事不妙，竟行巫蛊之事，在渭水之滨“祠祭厌讼”，诅咒政敌董贤、丁氏、傅氏等。此事被告发，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哀帝虽未立即治罪，但其信任已失。不久，息夫躬被免官，遣返封国。归途之中，他仍心怀怨望，散布“帝星有变”的谣言，终被以“大逆不道”之罪下狱，最终在狱中呕血而死。其家族亦遭牵连，宜陵侯国被除。一场由阴谋开启的富贵荣华，终以更为惨烈的阴谋收场。
四、历史的回响：浮华背后的虚妄
息夫躬的悲剧，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在皇权旁落、政治腐败的西汉末年，制度崩坏为投机者提供了土壤。他精于算计人心，却不通治国之道；善于利用规则漏洞，却无支撑权位的真才实学。班固“外直内騃”的判词，精准地揭示了其命运根源：所有依靠谎言、告密与表演构筑的权力，无论一时如何煊赫，终将在时间的检验下土崩瓦解。
纵观其一生，从告密封侯到献计遭斥，从诅咒政敌到狱中惨死，每一步都充斥着算计，每一步也都导向了更深的深渊。他如同一个权谋的囚徒，被自己的欲望与手段所反噬。他的故事，千载之后，依然警示世人：名利场中，德才方是立身之本；历史长河里，浮华散尽，唯真实与功业能够不朽。一个缺乏内在价值与责任担当的个体，无论暂时获得何等权势，终将被历史无情地涤荡，只留下一声沉重的叹息，供后人镜鉴。
《汉书》简介
作者：班固（32—92年），东汉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
内容：记载西汉一朝（公元前206—公元25年）230年历史，含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100篇。
特点：
首部纪传体断代史，开创后世正史体例。
《十志》如《地理志》《食货志》等影响深远，系统记录典章制度。
地位：与《史记》并称“史汉”，为“前四史”之一。
班固生平
家学渊源：父班彪为着名学者，续补《史记》作《后传》。
编撰《汉书》：继承父志，历时二十余年修史，未完成部分由妹班昭续写。
命运结局：因卷入外戚窦宪案死于狱中，所着《汉书》后由汉和帝下诏整理传播。
总结
班固通过息夫躬的传记，揭露了投机政客的虚妄与局限。这句话至今仍警示世人：无论个人或组织，若缺乏真实能力与责任担当，仅靠虚名或权术终将暴露本质。而《汉书》作为严谨的史学巨着，其笔法不仅记录历史，更承载着“彰善瘅恶”的深刻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