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翻开一看就皱眉：“江南盐税又少了？是不是盐商又在捣鬼？”他突然转头问我，“你们那时候，买卖人敢偷税漏税吗？”
“抓得严，”我想起现代的税务系统，“有机器盯着，一分钱都跑不了。”
“机器？”他摸着下巴上的胡子，“是像西洋钟表那样的物件？回头让工部照着做个试试。”
中午在御膳房蹭饭，小太监端上来的菜吓我一跳——一盘炒鸡蛋旁边摆着十八道菜，光肘子就有三种做法。
乾隆拿起双象牙筷子，夹了口炒鸡蛋：“别瞧着花哨，真正管饱的还是这个。去年下江南，我让地方官别搞排场，他们偏不听，弄了百八十道菜，我就吃了碗阳春面。”
吃完饭他带我去造办处，工匠们正在做个珐琅彩的瓶子，笔锋细得跟头发丝似的。角落里堆着些西洋玩意儿：有个铜制的计算器，齿轮转起来咔咔响；还有个望远镜，镜片擦得锃亮。
“这望远镜是南怀仁做的，”乾隆拿起望远镜往天上瞅，“能看见月亮上的坑坑洼洼。你说，那上面也有人住吗？”
“现在还没发现，”我想起登月的宇航员，“不过以后可能有人去做客。”
他突然笑了：“那得先修条路？就像我修的驿道，从京师到广州，五千多里路，换马不换人，十天就能到。”
傍晚在军机处看他们办公，十几个大臣围着张长桌，手里的毛笔写得飞快。军报从新疆送来，八百里加急，信封上还沾着尘土。乾隆看完眉头紧锁：“准噶尔又不安分了。传旨给兆惠，让他按之前的计策，分三路合围。”
他给我看地图，上面用红笔标着军队的路线，连粮草补给点都画得清清楚楚。“打仗跟下棋一样，”他指着地图上的山口，“这儿是咽喉，守住了就能断敌军的后路。”
夜深了，他还在批奏折，蜡烛烧得只剩半截。我瞅着他写的朱批，有的写“甚好”，有的画个圈，有份关于赈灾的奏折，他批了满满三页，连怎么发放棉衣都写得明明白白。
“有时候看到后半夜，眼都花了，”他揉了揉太阳穴，“但不能歇着。你看这天下，就像棵大树，得天天浇水施肥，不然就枯了。”
我的共振器开始发烫，知道该走了。乾隆从抽屉里拿出个小盒子，里面装着枚铜钱，背面刻着个“乾”字。“这是新铸的乾隆通宝，”他把盒子塞给我，“留个念想。你们那时候要是也有难处，就想想，再难的坎儿，一步一步总能过去。”
白光涌过来的时候，我看见他又拿起奏折，朱笔在纸上划过，留下道鲜红的痕迹。窗外的梆子敲了三下，紫禁城的角楼在月光里像幅水墨画。
实验室的灯还亮着，我手里攥着那个铜盒子，铜钱的边缘有点硌手。桌上的历史书翻到“康乾盛世”那页，上面写着人口从一亿涨到三亿，粮食产量翻了一倍。手机推送的新闻里，高铁正在穿越群山，速度快得像一阵风。
后来每次去故宫，我都会往养心殿的方向瞅瞅。
阳光照在金砖地上，亮得晃眼，恍惚间好像还能看见那个穿明黄常服的老爷子，正拿着奏折，在烛光里一笔一划地写着，写着一个王朝的兴衰，也写着普通人的柴米油盐。
就像他说的，天下这棵大树，总得有人浇水施肥。
不管是用朱笔批奏折，还是用代码写程序，道理都是一样的——把日子过好，让大家伙儿都能踏实睡觉，踏实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