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驾入城，直入宫禁。幼主赵受益被妥善安置于福宁殿（改作皇帝寝宫），杨延昭的摄政王行辕，则设在了紧邻宫城、原本用于接待藩王勋贵的锡庆院，并即刻改名为“摄政王府”。这里距离皇宫仅一墙之隔，既方便处理政务，觐见皇帝，又能与宫禁保持适当距离，避免非议。
入驻王府的第二日，杨延昭便以摄政王名义，于文德殿召集了入京后的第一次大朝会。
这是新旧势力第一次在帝国最高殿堂上的正式碰撞。文德殿内，气氛庄严肃穆，又隐隐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紧张。北疆一系的将领官员，如杨延光、王贵（已授官身）等，皆位列班中，他们虽经礼仪培训，但那股久经沙场的彪悍之气，依旧与周围温文尔雅的文官们格格不入。
杨延昭身着摄政王朝服，端坐于御阶之下特设的王座之上，幼帝赵受益则坐在更高的龙椅上，由内侍照顾。虽然实际决策皆出自杨延昭之口，但所有的诏令，皆以皇帝名义发出，礼仪上无可指摘。
朝会之上，杨延昭并未急于讨论具体政务，而是再次重申了“稳定朝局、巩固边防、与民休息、唯才是举”的施政纲领，并要求各部院就如何落实这些方略，限期提出具体条陈。
他的话语简洁有力，逻辑清晰，对六部职能、钱粮度支、边关防务皆能切中要害，让许多原本以为他只是一介武夫的文官暗自心惊。这位摄政王，绝非易与之辈！
然而，试探也随之而来。当讨论到漕运事务时，一位户部老侍郎出列，絮絮叨叨地陈述了一番漕运规制之繁琐、沿途州县协调之困难，言语间，隐隐暗示若欲提高效率，需摄政王给予更多特权，或修改祖制。
这看似是请示，实则是一个陷阱。若杨延昭贸然答应修改祖制，便可能被攻击为“擅权乱法”；若束手无策，则显其无能。
满殿文武，目光皆悄悄投向王座。
杨延昭面色不变，静静听完，方才缓缓开口，声音平和却带着一股压力：“漕运乃国脉所系，规制固然重要，然亦不可拘泥成法。此事，便由户部、三司及工部，会同漕运总督，十日内拿出一个既能保障漕粮畅通，又不违大体章程的改良细则上来。若遇阻挠推诿者，无论涉及何人，皆按渎职论处。”
他没有直接回答给不给予特权，而是将问题抛回给具体的执行部门，并设定了时限和问责，既显示了决心，又避免了擅权的指责，更是一种无声的警告——不要试图用繁琐的政务来为难本王，本王要的是结果！
那老侍郎面色微变，喏喏而退。
经此一事，朝堂之上许多观望者心中都清楚，这位手握重兵、挟不世之功而来的摄政王，其政治手腕，远比他们预想的要老练得多。想要在他面前玩弄文官集团那套惯有的推诿、拖延、设套的把戏，恐怕并非易事。
坐镇汴梁的第一局，杨延昭以其沉稳的气度、清晰的思路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成功地稳住了朝堂局面。然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更深的水，更暗的流，还在后面。这盘天下棋局，执子者已然落座，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将是智慧、实力与耐心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