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四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月刚过，怀庆府已飘起细雪。郑王府内，朱载堉守在父亲病榻前，手中的药碗微微发颤。朱厚烷的呼吸细若游丝，这位历经沧桑的老王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紧握着儿子的手。
“堉儿...”老王爷艰难地开口，“郑藩重任...今后就要...”
“父亲放心。”朱载堉轻声回应，却避开了继承的话题。他知道父亲未尽之言，但他心中早已有了决断。
十一月丙辰，朱厚烷薨逝。按照《皇明祖训》，作为嫡长子的朱载堉理应承袭郑王爵位。消息传出，怀庆府的士绅百姓都在期待新王的继位大典。
然而，就在丧礼结束后的第七日，朱载堉做出一件震惊朝野的事。他独自走进书房，焚香沐浴后，提笔写下了第一道《让国疏》。
“臣载堉谨奏：臣父既薨，理当嗣爵。然臣自幼钻研律历，志在学术。且思太祖封建本意，在择贤能...”字字恳切，句句真诚。
奏疏送出后，立即在宗室中引起轩然大波。族老们纷纷登门劝谏：“世子乃嫡脉正统，岂可轻让？”
“那朱载玺乃是诬告先王之人的子孙，若让其得爵，岂不令先王在九泉之下寒心？”
朱载堉平静地听着众人的劝说，待众人说完，他才缓缓开口:“昔日光武帝不计前嫌，方得天下归心。载玺虽出自旁支，然年少聪慧，品行端正。且当年之事，与他何干？”
三个月后，朝廷的批复尚未到来，朱载堉又上了第二道奏疏。这次他提出了更具体的理由:“臣近年来潜心着述，《乐律全书》尚未完成。若承王位，必为政务所扰，恐难竟其功。”
这道奏疏在京城引发了更大的反响。南京都察院御史王国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郑世子让国之举，旷古高风，可比夷齐。其志不在封爵，而在千秋。”
然而，礼部对此事持谨慎态度。尚书罗万化在朝议时表示：“宗室承袭，事关国体。若开此先例，恐致诸藩效仿，滋生事端。”
于是，朱载堉的奏疏被留中不发。
接下来的四年间，朱载堉又连续上了四道让国疏。每一道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他的理由：从个人志趣到国家大义，从学术研究到宗室改革。他的坚持开始打动一些朝臣，但也引起了更多非议。
万历二十八年的一个春夜，朱载堉正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封朱厚烷生前未寄出的奏疏草稿。上面写道:“臣观当今宗室之制，徒耗国帑，无益社稷。宜择贤能，量才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