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龟兹时，鸠摩罗什以辩才无碍着称,“广说诸经，四远宗仰，莫之能抗”。他原本可能成为像舍利弗那样“智慧第一”的论师，而非仅仅是译经者。然而，到达长安后，他发现中土“秦人深识者寡”，
缺乏能够理解深奥佛理的知音，这使他的造论之愿难以实现。
鸠摩罗什曾有一首诗表达了他的孤独与失落：
“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
诗中“哀鸾孤桐”的意象，暗喻他被困异国、缺乏知音的处境，如同一只悲鸣的鸾鸟停落在孤立的桐树上，虽然清音响彻九天，却无同类应和。
这种内心的矛盾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姚兴担心鸠摩罗什死后法脉无继，强迫他接受宫女，以便“留下法种”。
鸠摩罗什不得已而接受，从此搬出僧坊，与妻妾过起了世俗生活。弟子们纷纷仿效，鸠摩罗什便召集众僧，展示吞针神通，告诫他们：“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两次破戒的经历成为鸠摩罗什一生的污点和内心永远的痛。他在讲经说法时，必先说明：“譬如臭泥中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
告诫弟子们当取法其译经，勿效其戒行有亏。
历史贡献：点亮中国大乘佛教的明灯
鸠摩罗什于公元413年在长安圆寂，享年70岁。
临终前，他发下誓言：“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火化后，果然唯有舌头不坏，印证了他所译经典的真实无误。
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翻译经典。他创造出一种典雅而又通俗的意译法，使佛经翻译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的译本如《法华经》、《维摩诘经》、《金刚经》等，流传至今，成为汉传佛教最常用的版本。
第二，培养僧才。他门下弟子三千，杰出者众多，为汉传佛教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这些弟子后来分散各地，开宗立派，推动了中国佛教的蓬勃发展。
第三，传授了大乘般若中观学。在鸠摩罗什之前，中土佛教界对般若性空的理解多有偏差，出现了“六家七宗”等不同解释。
鸠摩罗什通过重译般若经，新译龙树、提婆的中观论着，将印度般若中观学的本义准确全面地传入中土，使中国佛教义学水平大大提高。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看，鸠摩罗什不仅传播了印度佛学真髓，还引进了新的思维方式，促进了中国人的理性思维，丰富和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他引进的般若中观学，刺激了魏晋玄学，后来通过禅宗影响宋明儒学，渗透到整个中国文化中，成为传统文化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结语
鸠摩罗什的一生是一段传奇——从西域神童到被迫破戒的僧人，从滞留凉州十七年的囚徒到长安译场的领袖，一生曲折，却始终未改其弘法初心。
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更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他的人格魅力跨越千年依然动人——那位”神情朗彻，傲岸出群”，”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的高僧，
虽因时代动荡而戒行有亏，却以其超凡的智慧和坚韧的毅力，为中国佛教点亮了明灯。
今天的我们，诵读《金刚经》中“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句子，吟咏《法华经》中微妙庄严的意象，都能感受到这位千年之前西域高僧的精神力量。他那“舌不焦烂”的奇迹，不正象征着其译经事业的生命力历久弥新吗？
在丝绸之路上，驼铃悠扬，鸠摩罗什从西域翩翩走来，用一生架起了一座沟通中印、融汇东西的文化桥梁，也为人类文明留下了不朽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