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交优于伐兵！”楚庄王斩钉截铁，“晋国此时外强中干，正是我楚国联合四方，共压晋国之时！”
他迅速做出部署：
“第一，遣使入秦，以重金厚礼，游说秦桓公，陈说晋国吞郑后对秦之威胁，邀其共击晋国西河，承诺事成之后，共分河西之地！”
“第二，遣使入齐，一方面责问其秘制异术之事，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亦可暗示，若齐愿背晋联楚，则楚国可承认其在东方之利益，共抗晋国。”
“第三，加强对中原附庸小国如陈、蔡、宋、卫等的控制，逼迫他们明确站队，断绝与晋国的往来。”
“第四，令大司马子反，在江东加强对越国的监视，同时做出随时可西进威胁晋国南翼的姿态，牵制晋国兵力。”
楚庄王的外交战略，如同撒开一张大网，意图从西、东、南三个方向，同时收紧对晋国的绞索。他要利用晋国内耗之机，不战而屈人之兵，重新夺回中原霸权的主导权。
楚国的使者，带着楚庄王的意志和丰厚的礼物，纷纷离开郢都，奔向四面八方。一场没有硝烟的外交战争，悄然拉开序幕。
残破的会稽城中，勾践如同受伤的孤狼，舔舐着伤口，消化着屈辱。楚国的压迫、纳贡的沉重、军备的限制，如同一条条锁链，捆缚着越国。而国内，壮丁稀缺，田地荒芜，一片凋敝。
然而，勾践的意志并未被压垮，反而在极致的屈辱中，淬炼得更加冰冷坚硬。他将范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暗示，贯彻到了治国理政的每一个角落。
他身着粗布，食不重味，与民同劳，亲自下田耕作，其妻则带领宫中妇孺纺纱织布。他颁布法令，奖励生育，凡生男丁者赏酒赏犬，生女者赏酒赏豚；若有家有二子，则官方供养其一。他任用文种（虽已心生间隙，但知其治国之才），全力恢复经济，开垦荒田，发展渔盐之利。
对外，他表现出极度的恭顺。对楚国的要求，无不应允，贡品按时足额送达，甚至主动提出增加贡品种类。对楚国的使者，极尽卑屈，亲自迎送，使得楚国对越国的戒心，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放松。
但暗地里，勾践从未忘记复仇。他利用限制军备的漏洞，以组建“狩猎卫队”、“维持地方治安”为名，保留了一支数千人的核心精锐，由他最信任的死士统领，在深山密林中秘密操练。他派出细作，密切关注着晋楚的动向，尤其是楚国在北线的兵力部署。
“寡人尝胆，非为苟活，乃为雪耻！”勾践在一次秘密召见心腹时，指着案几上那一枚苦胆，眼中燃烧着幽冷的火焰，“楚人以为越已臣服，晋人以为越已无用。然天不亡越，必有复起之日！尔等需谨记，今日之屈辱，他日必以十倍报之！”
越国如同一块被投入炭火的顽铁，在屈辱与苦难的灼烧中，悄然发生着质变。勾践的吞炭之心，昭示着未来的东南大地，绝不会长久平静。
“安居”岛上，附属小岛的工坊内，在范蠡的亲自指导下，对硫磺、硝石的提纯和初步配比试验正在极其谨慎地进行。几次小规模的试验，都产生了剧烈的燃烧和爆炸，其威力远超这个时代任何已知的武器。
望着那瞬间摧毁小型标靶的火光和烟尘，即便是范蠡，心中也充满了震撼与敬畏。他深知，这东西一旦大规模应用于战争，将彻底改变战争的形态，甚至可能带来无法控制的毁灭。
“暂停所有爆炸性试验。”范蠡下令，“集中精力，研究其燃烧特性，以及如何安全地储存和运输。”
他需要时间思考，如何恰当地使用这种力量，是作为终极的威慑，还是作为改变格局的利器？这力量的本身，已经超出了当下权谋的范畴。
与此同时，他收到了来自各方的最新情报：晋国内斗公开化，楚国外交全面出击，勾践在越地隐忍图强。
“晋国内耗，楚国伐交，此乃常态。”范蠡评价道，“倒是勾践……其忍辱负重之能，确实天下罕见。此人，将来或仍是搅动风云之关键。”
他走到海图前，目光深邃：“传令，让我们潜伏在秦、齐的暗线，适当活动，既要让楚国的外交努力取得一定成效，给晋国施加足够压力，但又不能让其真正成功联合诸国，一举压垮晋国。”
他要的，是持续的混乱与均势，而非一家独大。只有在混乱中，他和他所掌握的力量，才能拥有最大的活动空间和价值。
秋日的海风，带着凉意与咸腥。范蠡如同一个冷静的舵手，在惊涛骇浪即将来临之际，稳稳地把持着方向，观察着风云变幻，准备在最关键的时刻，投下那足以定鼎乾坤的砝码。砥柱既立，中流击水，浪遏飞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