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阖闾回到梅里后，将越国视为奇耻大辱，灭越之心日益炽盛。然而，孙武和伍子胥在战略上产生了微妙的分歧。
·伍子胥：主张“复仇优先”。他认为越国是心腹之患，必须彻底铲除，否则吴国永远无法安心北上争霸。他积极筹划军备，训练水陆之师，目标直指会稽。“不灭越，毋宁死！”是他的坚定信念。
·孙武：则主张“战略忍耐”。他向阖闾剖析：“越地僻小，勾践阴鸷，然其力未足倾我。今我军新疲于楚，国库损耗，若再倾力伐越，纵能胜，亦必大伤元气。届时，若楚人恢复，或晋人南下，我何以当之？当务之急，乃内修政理，外结齐、鲁（假设开始接触），稳固淮泗，待国力恢复，时机成熟，伐越可一举而定。”
阖闾内心倾向于伍子胥的复仇之念，但孙武的理性分析又让他不得不顾忌现实。最终，吴国采取了折中方案：由伍子胥主要负责对越方向的战备和边境防御，修筑要塞，囤积粮草；由孙武统筹全国内政建设和军队的整体训练，并尝试与北方诸侯联络。吴国如同一张拉满的弓，箭矢瞄准越国，但引而不发的时间，却由国力恢复的速度决定。
勾践率军安然退回会稽，携大胜吴国边境、兵临梅里之威，在国内声望达到顶峰。但他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反而更加警惕。
文种负责内政，推行了一系列强化集权、鼓励生育、发展冶铁和造船的秘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国策，在勾践心中已然成型。他深知，越国与吴国的实力差距依然巨大，上次的成功在于偷袭，正面抗衡仍无胜算。
范蠡则专注于军事和外交。他改组越军，强化山林水泽作战训练，打造更适合突袭和游击的小型战船。在外交上，他一方面极力掩饰越国的真实实力和野心，继续向吴国示弱，进献珍宝、工匠，甚至将勾践的“病重”消息散播出去；另一方面，与楚国的秘密联络更加频繁，交换着关于吴国的情报。
勾践本人，则展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冷静与克制。他每日卧薪尝胆，提醒自己勿忘耻辱与危险。他对臣下说：“吴人，猛虎也。上次我等侥幸刺伤其爪牙，然虎未死，其怒更盛。我等唯有比虎更隐忍，比蛇更毒辣，方能等待其疲敝之时，一击毙命！”
越国如同一条潜入深海的毒龙，在黑暗中睁大双眼，耐心等待着猎物出现破绽的瞬间。
秦穆公见晋国虽败但根基犹存，河西防线稳固，便暂时收敛了东进的锋芒，转而向西经营戎狄，巩固后方，同时密切关注着晋楚吴越的动向，等待下一次机会。
中原诸侯则在晋楚两大巨头暂时无暇他顾的缝隙中，获得了一丝喘息之机。郑国子产（假定已开始执政）推行改革，试图自强；宋国、卫国等也各自整顿内政。一种脱离霸主绝对控制的微弱自主意识，开始在夹缝中悄然萌发。
董狐的竹简，记录下了这三年潜流期的关键节点：
“周顷王三年（前620）至五年（前618），晋赵盾作‘赵法’，内修甲兵。楚迁鄀，令尹蒍贾与民休息。吴王光志在报越，伍员练兵，孙武治政。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阴结于楚。天下稍安，然暗潮汹涌，智者知其不可久也。”
这短暂的平静，并非和平的降临，而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压抑。各方势力都在利用这宝贵的时间，调整姿态，积蓄力量。潜龙在渊，或跃或陨，下一次的碰撞，必将更加惨烈，更加决定天下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