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军北进和齐国调兵遣将的消息，一丝不落地被楚国的细作报回。
楚成王再次召集令尹子文商议。一些楚将再次请战，认为此时齐国内外交困，正是南下夺取齐南疆土地（如之前占领的徐国等地）甚至进逼临淄的绝佳时机。
子文依旧摇头，他的策略清晰而冷酷：“大王，宋公迂腐，空谈仁义，其联军乌合之众，岂能真成大事？公子无亏虽得位不正，但据守本土，困兽犹斗，亦非易与之辈。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甚至两败俱伤。我等若此时介入，无论攻哪一方，都会迫使另一方获得喘息之机，甚至可能促使他们暂时联合对抗外敌。最佳之策，仍是静观其变。”
他进一步分析：“若宋胜，则齐国元气大伤，且立一依赖于宋之君，内部必生更大乱局，我可从容取利；若无亏胜，其亦必惨胜，国力大损，且弑弟恶名更加坐实，内外交困，我取之更易。此刻出兵，徒耗兵力，为他人火中取栗耳。不若令前线继续后撤，甚至可佯装不支，诱使宋军与无亏军全力相搏。”
楚国的静默，对于交战双方而言，既是一种“宽容”，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险。他们像潜伏在沼泽深处的鳄鱼，等待着猎物精疲力尽的那一刻。
而在齐国国内，情况同样复杂。许多地方官吏和领兵大夫，对于首都的剧变和公子无亏的继位，内心充满疑虑和抵触。鲍叔牙的死更让许多正直之士寒心。他们并不真心支持公子无亏，但宋国打着太子旗号入侵，又让他们心生警惕，不愿轻易让外国军队踏入国土。
因此，除了公子无亏核心集团控制的区域，齐国大部分地区处于一种诡异的观望状态。他们既不出兵助无亏，也不响应太子昭，只是紧闭城门，加强守备，静待这场兄弟阋墙之争的结果。这种普遍的沉默，实际上削弱了公子无亏的战争潜力，也使得联军未能获得预想中齐国内部的广泛呼应。
很快，宋襄公率领的联军抵达了齐国边境重镇甗邑附近。甗邑地势险要，是通往临淄方向的要冲，公子无亏派出的军队已经在此构筑防线，严阵以待。
联军在甗邑以南十里外扎下大营。宋襄公志得意满，大会诸侯将领，商议进军之策。他满口“仁义之师，天道助之”，认为敌军慑于正义之威，必将土崩瓦解，主张明日便列阵挑战，一举破敌。
然而，现实给他上了第一课。联军虽号称多国，实则各怀心思。卫、曹、邾等国军队皆不愿率先冲锋陷阵，损耗自身实力，且对宋襄公的指挥能力心存疑虑。联军内部号令不畅，协调困难。
反观齐军，虽在道义上处于下风，且主帅能力平平，但毕竟是保卫国土，依托城邑工事，抵抗意志颇为坚决。他们深知已无退路，一旦战败，身后便是万丈深渊。
两军对垒，战云密布。甗邑城外，广阔的原野上，肃杀之气弥漫。宋襄公的“仁义”大旗与齐军的守土旗帜遥遥相对。
这场战役，已不再是简单的齐国公子内斗，而是演变为一场牵扯多方势力、决定中原未来格局的地区性冲突。宋襄公想借此一战定鼎霸业，公子无亏要拼死守住篡夺的权位，而真正的猎手，却在远方冷眼旁观，等待着收获时机的到来。
大战，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