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他，爸爸忙完就回去。”李玄策的嘴角牵起一个极淡、极短暂的弧度，随即隐没，“你也早点休息。”
挂了电话，李玄策在原地站了片刻。指挥中心的光影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流转，深邃的眼眸里，方才一闪而过的柔和已被更深的疲惫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取代。那里面有无奈，有心痛，有无法消解的隔阂，最终都沉淀为一片深不见底的沉寂。他抬手，用力捏了捏眉心，仿佛要将那沉重的家事从脑海中暂时驱离。当他转过身，重新走向那光芒闪烁的指挥台时，背脊依旧挺直，眼神已恢复如鹰隼般锐利，仿佛刚才那瞬间的柔软从未出现过。家国之间，那无形的鸿沟，此刻在他身上显得格外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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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千里之外。
烈日当空，灼热的空气扭曲了远处的地平线。一个破旧的长途汽车站，空气中弥漫着汽油、汗水和廉价食物的混合气味。王秀芹佝偻着背，挤在满是灰尘和汗渍的塑料候车椅上。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短袖衬衫，后背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嶙峋的脊背上。怀里，紧紧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印着褪色超市logo的红色无纺布袋，袋口被她粗糙枯瘦的手攥得变了形，仿佛抱着的是稀世珍宝。
袋子里，是她省吃俭用大半个月，跑了好几家药店才买到的两盒“据说效果很好”的进口润肺糖浆，还有一包她认为外孙小辉最爱吃的、县城里买不到的“高级”巧克力饼干。为了这些东西，她早上只啃了半个冷馒头就出了门，坐了三个多小时颠簸的乡村小巴才赶到这个稍大的中转站。
汗水顺着她花白的鬓角滑落，在布满细密皱纹的脸颊上蜿蜒，留下浑浊的痕迹。她不时焦急地抬头看向脏兮兮的发车时刻表，又警惕地抱紧怀里的袋子，浑浊的眼睛里满是疲惫，却固执地亮着一簇名为“责任”的微光——那是她为女儿李月竹唯一能做、也唯一愿意做的事：照顾好她留下的孩子，照顾好她的家。
终于等到检票。王秀芹几乎是被人流裹挟着挤上了开往女婿所在城市的班车。车内闷热如同蒸笼，汗味、体味、劣质香水味混杂在一起。她蜷缩在靠窗的位置，把宝贝袋子放在腿上，双手紧紧护着。车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和村庄，在她眼中模糊成一片晃动的绿色光斑。
她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磨得发亮的旧手机，犹豫再三，还是拨通了那个她烂熟于心却极少主动联系的号码——女儿李月竹服刑监狱的亲情电话专线。漫长的等待音后，终于接通了。
“喂？妈？”李月竹的声音传来，带着监狱电话特有的电流杂音和一丝刻意压抑的激动。
“月竹啊！是我！”王秀芹的声音立刻拔高了几分，带着一种近乎讨好的急切和心疼，“你在里面还好吗？饭吃得好不好？有没有人欺负你？妈给你买了…”
“妈！”李月竹打断她，声音陡然带上浓重的哭腔，充满了委屈和怨愤，“我好什么好啊！这里是人待的地方吗？又冷又硬…妈，都是他！都是李玄策害的我！他是故意的！他巴不得我死在里面！他当那么大的官，心怎么那么狠啊！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下得去手！他就是个白眼狼，冷血动物！妈，你一定要帮我，帮我找律师，帮我申诉！我一天都不想在这里待了！”
李月竹的哭诉像一把把淬毒的刀子，狠狠扎进王秀芹的心里。她握着手机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指节泛白，嘴唇哆嗦着，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混着汗水流进嘴里，咸涩无比。
“月竹…月竹你别哭…妈知道，妈都知道…”王秀芹的声音哽咽着，带着无尽的疼惜和无力，“是妈没用…是妈对不起你…你放心，妈在外面，妈会照顾好小辉，妈…妈会想办法…”她语无伦次地安慰着，仿佛女儿所有的苦难，都是她这个做母亲的失职。而对李玄策的怨恨，在李月竹一声声“都是他害的”控诉中，如同藤蔓般疯狂滋长，缠绕着她的心脏，勒得她几乎窒息。她脑海里浮现出儿子那张越来越威严、也越来越陌生的脸，那平静无波的眼神，此刻在她心里，就是冷酷无情的最佳证明。
“妈，你一定要记住，是他毁了我们这个家！他眼里根本没有我们这些亲人！”李月竹的声音充满了怨毒。
“妈记住了…记住了…”王秀芹喃喃地重复着，眼泪无声地滑落，滴在怀里的红袋子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她仿佛要用尽全身力气去记住女儿的每一句控诉，去加固心中那座名为“怨恨”的堡垒。车窗外，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沉入地平线，车厢内昏暗下来，只有王秀芹布满泪痕的脸在阴影里，闪烁着一种近乎偏执的、为母则刚的微光，那光里，却满是悲哀和迷失。
长途汽车在暮色中摇摇晃晃地前行，载着一个被“母爱”和责任压弯了腰的老人，驶向一个她以为是依靠、实则是深渊的目的地。而指挥中心里，李玄策依旧站在那片象征国家神经中枢的幽蓝光芒中，手指在台面上敲击的节奏，与他母亲在颠簸车厢里无声淌落的泪滴，仿佛在时空的两端，奏响了一曲沉重而无奈的家国二重奏。京城的灯火渐次亮起，璀璨繁华，却照不透这深埋于血脉亲情间的寒冰与暗哨。